从贞观元年（627 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自唐朝统一全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奠定了立国规模。这个时期的封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快,社会秩序也比安定，所以封建史官把这一时期参为“负观之治”。他们对
“大观之治” 备加赞扬，说什么贞观年间“海内开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米斗不过四五钱”，“民物蕃息”，“号称太平”。这些描绘显然有夸大溢美之处，但贞观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治世”和“盛世”，还是可信的。
封建史学家把唐初社会经济的成就完全归功于唐大宗，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厉史的真实情况是，由于隋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士族地主，部分调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为唐初的社会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唐太宗个人的作用。唐大宗非常重视从隋末农民战争中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他认为，农民起来反抗是由手赋役繁重，官吏贪酷，饥寒交迫引起的。只有实行节省开支,减轻赋税，澄清吏治，让百姓能活得下去，才能见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唐太宗经常告诚他的儿子说：君主好比一只船，百姓好比五湖四海的水，水既能载船远航，也能把船掀翻到水里去。他从统治者的角度认识到，经过农民大起义，必须改变统治手法，才能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贞观之治”是为了使封建统治得到环固和加强。这就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贞观之治”加以歌领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根据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对待唐朝同少数民族的矛盾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政策。626年，益州大都督奏报僚人区饭，请发兵征讨。他不许出兵，并说,僚人居住在深山野林里，经常墓地情是什么降出来抢夺，已经成了习做。地方官如果能正动对待，自然相安无事，不可经动干戈，杀害他们。唐太宗采取级和阶级矛盾和各族间矛盾的办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此，他在政治、经济，军水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用人和纳谏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措施。
唐大宗非常亚视信吏的任用，对地方长官，更是特别重视。他把各州都督（地方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和刺史（地方掌管行政的最高长官)的姓名写在宫里的屏风上，随时记一他们的成绩和过失，以备提找或贬降。他很注意县令的选择，要五品以上的官员保举能胜任县令的人，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
唐大宗对士族地主集团的内部关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关陇士族在隋唐统一过程中，取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是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集团。山东士族是汉魏以来的传统势力，社会地位最高。唐太宗在兼用关陇、山东和江南士族的同时，对山东士族采取既联合又压抑的政策。他在高士廉等人修的?氏族志?里，把山东老牌士族崔氏抑为第三等，从而提高皇族、勋贵、官僚的社会地位，加强皇帝的权力。与此同时，唐太宗泰国哪里找情降师极力选拔寒门庶族地主官僚出任中央政府要职。如少年时做过道士的魏征，官至秘书监，参预朝政;出身录事、曾为王世充部下的戴青，官至户部尚书，参预朝政；自布衣而为卿相的马周，官至中书令。这些人有的参加过隋末衣民起义军，有的是太子建成政治集团中的人。他的著名的文武大臣中，尉迟敬德当过铁匠，秦叔宝原是小军官,张亮出身于农民，官至刑部尚书。还有一些人出身于少数民族。唐太宗采取提拔低级官员参预朝政等办法，开辟官资浅、门户低的人担任宰相的途径。唐太宗这种用人的政策，在缓和阶级矛盾，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唐太宗能够广泛听取官僚地主的意见，并能注意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在封建帝王中，他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个。他曾对大豆萧瑀说，“我少年时就爱好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他说‘都不是好弓’。我问为什么，他说：“木心不直，脉理自然都邪，弓虽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別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
魏征敢于直破法后做情降有影响吗谏，时常用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提醒太宗，经常围绕怎样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为太宗筹谋划策。太宗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征说：“兼听
则明，偏信则暗”，要大宗兼听广纳，使一般地主阶级的下情得以上通。到唐朝统治巩固的时候，魏征仍然非常关心封建国家的命运，不断对太宗进谏，提醒太宗“居安思危”，“慎终如始”。有时甚至冒犯皇帝的尊严，直言进谏，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据理力争。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说：“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谁，他说：“魏征常常在朝廷上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我听说主明臣直。魏征忠直，正因为您是明主。”他听了才转怒为喜。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他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帽，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不易，纳谏更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才敢直谏。
唐太宗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
从贞观元年到三年（ 627—629 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灾害，关中受灾最重，灾民有卖儿卖女的。唐太宗认为这对于他的统治是一种危险，当即命令灾区开仓救济，准许灾民到非灾区就食。非灾区的人民，也竭力帮山实民度过灾荒。629 年,唐太宗还拿出御府金帛，赎回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归还其父母。
隋末，华北地区的汉族人民有不少被北方的突厥贵族所皮掠。交服贵旅在店初还不断率兵南下，使北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骚扰和破坏。唐太宗即位后对突厥采取积极抵抗政策，解除了这一威胁。贞观五年(631年)四月,唐太宗派使者把隋末被突厥贵族虏去的汉人用金帛赎回，得男女八万口，使他们恢复平民身份，回到家园和亲人团聚。
唐大宗又并省了很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官府的官员从二千多人精简到六百多人，整顿吏治，紧缩国家开支。
唐太宗还注意到不夺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贞观五年（631 年)二月,官吏要调动府兵当皇太子举行“冠礼”(成年礼)的仪仗队。那时正是春耕时候;唐太宗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下令改在十月举行。
上述做法，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在农民的努力下，生产状况迅速好转。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大丰收，流散的人都返回乡里，以后又连年丰收。由于农民辛勤地进行生产，到了贞观后期，社会经济已得到恢复。
贞观后期，唐太宗不再能很好地纳谏，逐渐抛弃了减轻赋役的政策。他甚至发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的谬论。于是战争和福役频繁起来。在隋炀帝时，人民为了抵制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曾忍痛把自己的四肢折断，称为“福手福足”。到唐太宗时，还有人用这个办法。唐太宗对这种消极的反抗形式，却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立观十六年(642年)七月，他下令说，今后再有自残肢体者，“据法加罪，仍从赋役”。立观二十一年（647 年），唐太宗下令修造翠微官和玉华宫避暑，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为丁要侵略高丽，征发江南、剑南(今四川一带)民工造船。当时剑南人民被官府逼得卖田宅过至卖儿女，来缴纳“船庸”。雅州(今四川雅安一带）、邛(gi6ng穷）州（令四川环味、大邑二县）、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县）的僚族人民，忍受不了这种压迫和剥削，爆发了武装反抗。
唐太宗死时五十三岁。他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我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中间，他具有比较远大的眼光，较多地注意和推行有利于封建统治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政策。因此，他能“纳谏”、“用才”，注意对少数民族上层贵族的团结，在保护地主所有制的基础上，注意了小农经济的特点，不过分役使人力物力。一般说来，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中，封建经济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人民得到了在封建社会中较为安定和平的生活。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高峰。再加上当时的一些历史条件，使唐市国成为我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强盛的一个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强繁菜和文明昌盛的封建国家之一。
但是，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唐太宗采取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一旦当他感到自己的统治已经巩固了的时候，就开始转化。在他统治的后期，明显不如前期。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辦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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