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共合作
图 //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的毛泽东（右）和蒋介石（中）（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希望国民党能予实行。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虽然表示同意国共合作，但对中共代表在庐山的活动仍加以限制。这时，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全国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中共代表却被排除在谈话会之外，只能秘密地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谈判国共两党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训练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第二次庐山谈判未获结果。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
图 // 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此后仍沿称八路军，其指挥机关仍简称总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0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组成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及政治机关，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经中共中央批准，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任第一二○师政治委员，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由邓小平接任），进一步加强了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为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直属队及第七七○团，第一一五、第一二0师的部分直属队，共9000余人组成留守部队，在延安设立以萧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分别编为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
南方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于1937年8月1日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从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具体问题，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以合作抗日的协议。在协议中，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派人干涉。第二，双方停战，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第三，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或近水扎营等办法。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1937年7月，周恩来在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庐山谈判之后，在上海会见刚从海外回国的叶挺时表示，希望他能出面集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抗日。叶挺申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自1939年起，新四军军部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这样，散布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随即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余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鄂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在红军改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除将在西安的红军西北办事处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外，还陆续在南京、上海、太原（后在临汾、秋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武汉、重庆、长沙、衡阳、广州、香港、桂林、洛阳等城市，设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办事处或通讯处。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诚意。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国共两党首先在军事上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有利于促进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展。
在国共两党关于发表合作宣言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有意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刁难。9月初，在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国民党仍坚持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并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周恩来致电国民党方面，要求立即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按共产党方面推荐的人选，以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中共谈判代表在坚持宣言所提基本政治主张的同时，也对宣言中某些用词的修改作了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然而，蒋介石玩弄惯用的两面手法，一方面与中共进行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发动向解放区进攻。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政府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和东北的人民军队，完全否定坚持八年抗战的东江抗日纵队、琼崖纵队及坚持十四年之久的东北抗日联军。当日本进攻东北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放弃了整个东北，国民党在这里几乎无一兵一卒。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在1945年10月就空运两个军在秦皇岛登陆，分两路挺进东北。1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保安司令的杜聿明，率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挑起了关外的内战。在1946年初的两个月内，国民党军队又向这里增兵7个军，向解放区分路进攻，先后攻占抚顺、铁岭、鞍山、营口等地。值此东北内战愈演愈烈之际，周恩来在4月4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对时局的重要讲话，指出：国民党进入东北的军队已达28．5万人，加上政府计划增派的8个军，总数将超过50万，大多数部队都是美械师，其目的“是增加冲突，扩大战争。”国民党在完成了全面挑起内战的准备之后，于6月26日以2l万余兵力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空前规模的内战全面爆发。
1946年11月15日伪国大召开和伪宪法的制订，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殆尽。进入11月中旬，国民党调集三路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和平谈判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11月19日，周恩来所率的中共代表团结束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呈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29日，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对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的关系，放弃国共调处工作，退出三人会议，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驻军调部的人员。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6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美军人员撤退。此后，美国政府更加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蒋介石随即迫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代表离去。2月21日，国民党首先强迫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叶剑英等全部撤离。随后又限定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及有关工作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同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也被封闭。 接着，国民党于3月15至24日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全会开幕词中，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声称：“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我敢断定，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陈诚更狂妄地宣称：“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了。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中国军网”）
权威评说
“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 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 越是变化大， 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贡献：其一、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其二、实现了全民动员，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其三、洗雪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其四、深刻影响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其五、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
——原载《光明日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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