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台湾老兵回家》
第二十五章
台湾媒体对高秉涵事迹的报道
高秉涵也回到了大陆。
高秉涵在1973年就已经退出了军界，成为一名挂牌律师。收入高时一月过百万，但他一直生活节俭，从不浪费。积攒的钱，他后来都捐给了家乡菏泽，修公路，建学校，接济穷苦……
而当年的那桩逃兵案，几十年来一直是高秉涵内心无法化解的隐痛。
于是，两岸开放之后，高秉涵到大陆的第一件事，是去厦门，想找到当年那位郑姓逃兵的母亲，替他行孝。然而，世易时移，地名变化，村庄消失，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的一切，都已无迹可寻。
至于高秉涵自己，同样是到1979年，离家31年后，才向故乡发出了第一封家书。他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又经北京、广州、辽源，历时三个多月，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了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拿着信封欣喜若狂，像个孩子一样……可打开信封之后，他泪流满面，悲泣不能自已：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母亲逝世了。
儿子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母亲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这封迟到的家书，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但这时，高秉涵仍然还不能回家，仍然只能在无尽的思念中遥想母亲，还有故乡的一切。他的菏泽老乡们，有的则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温润着撕裂的心灵。
高秉涵的菏泽同乡卞永兰，在上世纪60年代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在从阿根廷到台湾的旅途中，她找机会回了菏泽。高秉涵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旅台乡亲一百多人，举行了一场大聚会。许多人脸上的神情显得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先是听卞大姐动情的“乡情报告”，然后开始分发礼物，大家一致推举高秉涵来主持公平分配：一家一个烧饼，3个耿饼，山楂和红枣各五粒。
之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分土”。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也听得见”，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出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着这一层灰黄色的泥土，仔细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为双手颤抖，还没等包起纸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跪在地上用手扒拉，却怎么也收不起來。他坐在地上，一边捡土，一边流泪。还是高秉涵最终为老师剩出了一调羹家乡的泥土。
因为分配有功，高秉涵被大家恩准多分一勺泥土。“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
另一半则分七次掺在茶水中喝了，“那是家乡的味道，甜的。可不是咕咚一声咽下去，含在嘴里半天才舍得咽下去。”
1991年5月，高秉涵终于回到故乡。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庄。土地没有变，节节草没有变，金黄色的玉米还是被晾晒在那条熟悉的土路上。当高秉涵踏上那条路时，他感到“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就蹲下来，就哭吧”。
当然，更多的东西发生了变化。那条在年幼的孩子看起来很宽的村路，“今天看来原来这样窄”。他家的祖屋，如今虽然还长着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经是一家远房亲戚。
玉米这个被他一刀一刀刻进心里的故乡，终于还是变了。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只有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依然没变。
在母亲的坟前大哭一场后，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带回了台湾。
晚年的高秉涵身高175厘米，体重80多斤，两个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了——因为少年逃难时的饥荒病痛，他一生都没有吃胖过，到老都是单薄瘦削。
在自己回到故乡后，高秉涵便开始奔波于大陆和台湾之间，义务为台湾老兵寻亲提供支持。
两岸隔绝终于解除，但许多老兵直到人生谢幕也没能赶上这一天。高秉涵是许多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很多老兵、同乡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了“年轻”的高秉涵身上，嘱咐他：“老弟啊，我是没有希望回去了，你还年轻、有机会，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骨灰送回菏泽老家。
“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
就这样，一个、两个……高秉涵肩负了很多深情的嘱托。
高秉涵带着同乡老兵骨灰盒回家
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1992年开始，每次临近返乡，他都要跑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青白色大理石骨灰盒，每个重达十公斤，而他的体重只有44公斤，“我每次都是亲手捧着他们的，这样才安心，有时候在路上会在心里默默和他们说话。”
1997年，高秉涵护送定陶县籍已故同乡骨灰盒回家，先乘飞机到花莲，再转乘汽车至山区军人公墓，办理完领取骨灰手续时已是黄昏，结果风雨骤起、暴雨冲毁了通往花莲道路上的桥梁。高秉涵只得抱着骨灰坛，和守墓的老人在一个小亭子里躲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当地救援机构得知消息后，才派出直升机前往营救。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骨灰渐多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不同意。他不得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
后来终于能带回菏泽了，为了不出差错，他一次最多往回带4坛，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们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
老兵家属向高秉涵致谢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有一位在台湾孤零零大半辈子的老兵，临终前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
然而，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20多年间，他先后抱回了54个老兵的骨灰罐，帮助他们完成遗愿。
2012年4月16日下午，山东菏泽某宾馆，73岁的巨野县独山镇魏集村民王学君扑通跪在高秉涵面前，接过她父亲王长海的骨灰坛。“爹，您终于回来啦！”没有菏泽旅台同乡会会长高秉涵不辞劳苦地抱来这个骨灰坛，每年清明节王学君还得在十字路口烧纸钱。如今，父亲魂归故土，终于可以安葬祭奠了。
类似的场景，太多太多了。
高秉涵领奖
在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候选名单里，高秉涵是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候选人。评选理由是：“高秉涵的一生，凝聚了所有台湾老兵经历的坎坷艰辛，同时见证了海峡两岸从隔绝到沟通的一段特殊历史。”
颁奖词则是：海峡浅浅，明月弯弯。一封家书，一张船票，一生的想念。相隔倍觉离乱苦，近乡更知故土甜。少小离家，如今你回来了，双手颤抖，你捧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一坛又一坛，都是满满的乡愁。
“这海峡好浅，好浅，深不过我的遗憾。”
高秉涵现在是台湾“菏泽旅台同乡会”会长。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自己也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了。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的名字“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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