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

2500年后，主流官方给与他的头衔包括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并被尊奉为“万世师表”。孔子所创建的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且唯一，中国人今天的思想状况，完全是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下经过两千多年的岁月沉淀形成的。所以说孔子是今天中国人的灵魂始祖，完全不为过。

孔子一生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鲁国，离开鲁国周游列国，最后又回到鲁国。无论是从出生到死亡，还是从离开鲁国再到回到鲁国，孔子走过的路，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在孔子的有生之年，他满腔的抱负并没有得以实现，客观世界的发展走向离他的设想越来越远。

至于他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并牢牢占据思想的高地，则又是四百多年以后的事情。在后面的几千年历史长河里，封建统治者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工具治理下的社会，和孔子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也完全大相径庭。

作者：一只小工蚁

万世师表

事实上，孔子的出身并不高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而且容貌也长得有些怪异。

根据《史记》的记载，孔子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很老，很可能到了正常来说，已经无法生育的年纪，乃至跑到一座叫尼丘的山上去祷告神明，才生下了孔子。倘若年轻力壮，不至于要特意去祷告神灵。而且，孔子刚出生不久，父亲就死了。

关于孔子的出生，《史记》原文用了“野合”两个字。后世的学者们，解释为是孔子的父亲和一个很年轻的妾室所生。查阅了很多资料，难以说清楚到底是确有证据，还是历代读书人出于担心有损孔子的高大形象的善意粉饰。

无论如何解释，孔子出生平民都是事实。虽然根据考证，他的祖先是宋国人。而宋国，是周王朝建立时，特意安排商王朝贵族遗民的封国。所以孔子祖先是商王朝的贵族无疑。但这只能说明血脉的问题，不能否认世事变迁，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家庭早已成为平民的事实。

孔子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鲁国陬邑，今天的山东曲阜。

图：建在山东省曲阜市的孔子研究所（国务院1996年批准设立的研究孔子及其思想的专门机构）

刚出生的孔子，额头中间深深的凹陷下去，状如山丘。于是给他取名为丘。父亲早丧，孔子由年轻的母亲抚养长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母亲一定是竭尽全力为他提供了优良的教育条件，而且孔子也一定天赋与勤奋俱佳。只有这样，孔子才有可能成为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孔子。

孔子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摆起各种祭祀的器具，模仿大人祭祀的行为。后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派被称为儒家。“儒”在古代，本来是对专门从事丧葬行业的人的一种称谓。

“死者为大”，一直是中国人固有的想法。中国人的礼仪，最周密的部分也在丧葬中得到体现。孔子一生都在竭尽全力，要恢复周朝礼的社会。他代表的学派被叫做儒家，也是顺理成章。

孔子的博学，几乎超过了当时的所有人，堪称百事通。谁有什么疑难问题，都来向他请教，而他也总能给出恰当的答案。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吴国也不例外。吴国打败越国，拆毁会稽城后，发现了一根足足可以装满一大车的骨头，没有人不知道那是什么骨头。吴王就专门派使节到鲁国向孔子讨教。孔子告诉他们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召集各路君长到会稽山汇合，结果有个叫防风氏的迟到了很久。大禹将他诛杀，尸体就在会稽山。他的一根骨头就能装满满一车。那是最大的骨头了。”孔子类似这样为他人解疑答惑的事情，史书上有很多记载。

孔子一生好学，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还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易经》，以至于把串联竹简的绳子都翻断了三次，这便是韦编三绝的典故。他一生游历天下，更是随时随地向他遇到的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相信，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他也是这么做的。

孔子几乎是个文武全才。门下有弟子三千人，其中才华出众的人有七十二人，历史上称之为七十二贤人。

我们都以为孔子教学，是把学生们聚集到一起，讲深奥的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其实不然，孔子教学的内容分为六部分：礼、乐、射、御、书、数，总称六艺。每一部分，又都有系统而详尽的分支，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知识体系，从理论知识到实践运用，几乎无所不包。而孔子仅凭一己之力，完成了的全科教学。

孔子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不仅仅因为他是个优秀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他的教学思想和理念，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今天，各种各样的国学班盛行。几乎所有的国学班，都必读《论语》。而几乎所有的国学教育的方式都单一而乏味，让孩子摇头晃脑，逐字逐句死记硬背经典篇章。到了考试的时候，错一个字，漏一个字，都无法得到分数。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违背了孔子本人的初衷。

孔子最早的教学可不是这样。

在他的观念里，可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应对方法，以及针对不同的人，传授不同的知识。

同样是问怎样才能把天下治理好的问题。

齐景公问，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父子子。”只要君王、臣子、父亲、儿子都各自有各自该有的样子，待在各自应该待的位子上，天下就得到了治理。

蔡国的叶公问，孔子回答说：“最重要的是让远方的人来归附，让近处的人服帖。”

鲁哀公问，孔子说：“最重要的是选对合适的人来治理国家。”

冉雍问，孔子说：“待人要谦恭有礼，使用民力要谨慎。”

子路问，孔子说：“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和表率。”

传说，二十世纪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凭一本《论语》做好管理。这样的话大家不可当真。孔子从来没有想过要教给谁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方法。

孔子曾经对子贡说：“你以为我是把学来的各种知识都牢牢记在心里吗？”子贡疑惑不解：“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孔子说：“当然不是的。我是把握住事物相通的基本规律和道理，再加以融会贯通。”

孔子从来没有想过给任何人现成的答案，特别是死板的标准答案。

冉求来问孔子：“听到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应当去做，就要立刻去做吗？”

孔子回答说：“当然，要立刻就去做。”

子路也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回答说：“有父亲兄长在，应该先和他们商量商量，怎么可以自作主张立刻就去做了呢？”

另外一个弟子非常不理解，两个人来问同样的问题，孔子为什么要给截然相反的答案？孔子告诉他说：“冉求生来畏缩多虑，优柔寡断，我就多激励他。而子路呢，性子急切，喜欢表现，我就要多泼泼冷水。”

同样是问什么是仁。子牛性格急躁，且话多。孔子告诉他：“一个有仁德的人，心思笃厚，语言显得比较迟钝。”但却告诉樊迟：“仁就是能够爱护别人。”

子贡在鲁国做官时，鲁国有规定，如果有人碰到流落在外的鲁国人，把他们赎出来，帮他们回到家乡，可以向官府申请一笔钱作为补偿和奖励。

子贡经常自己出钱把在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赎回来，但从来不向官府申请奖励。孔子批评他，他认为孔子是在嫉妒自己做了了不起的仁义的事情。

孔子解释说：如果你救了人，但不申请奖励，其他人也会不好意思再去申请。在外面赎一个人但又得不到好处，那就再也没人愿意这样做了。以后鲁国人流落在外，就再也没有同胞搭救他们了。你以为自己做了一件仁义的事情，其实是阻碍了更仁义的事情发生。

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人家牵来一头牛作为答谢，子路收下了。孔子很高兴，他觉得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对身陷险境的人施以援手。

孔子自己行事，也从不坚守死理。

有一次孔子和弟子经过卫国的蒲邑，正好遇到蒲邑的人造反，背叛卫国。他们担心孔子等人会去卫国通风报信，就将一行人围困了。多亏了一个叫公良儒的弟子带着人奋力冲杀，蒲邑人感到害怕，就和孔子谈判，双方约定好，只要孔子不去卫国，就放他们离开。但刚一脱险，孔子就一路前行，直奔卫国而去。子贡很不理解，他问孔子：“和别人约定好的事情，可以随意违背吗？”孔子回答说：“被胁迫达成的协议，神明是不会认可的。”

孔子强调要信守承诺。但他并不迂腐。只有在平等友好的情况下，那才叫承诺。在胁迫下应承的事情，鬼都不信，傻子才去遵守。

孔子主张一切都要有规矩，老老实实按规矩运行，就和谐太平。男女有别，走路最好各走一边，互相之间没有交流，那才是传统儒家认定的有礼有序的社会。私下去接触别的女子，当然更不行。

但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有一个夫人叫做南子，非常漂亮，也非常受宠爱。凡是到卫国相见卫灵公的人，都会去见南子。孔子没有去。南子专门派人来找孔子，说要见他。

孔子推辞一番之后，无奈之下只好去见了南子。

相见时，南子站在帷幕背后，身上佩玉首饰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能清楚地听到。孔子在外面说话，南子在里面答礼。

回来后，孔子和弟子们解释：“我本来一直都不想去见她的。既然没办法去见了，当然得以礼相待。”

子路觉得孔子口是心非，违背了他自己的信条，也违背了他教导弟子们的道理。

孔子着急了，义正言辞地赌咒发誓：“我要不是因为对卫灵公采纳我的主张，实施我的治国方略还存在着一点希望才不得已去见她的话，天打雷劈！天打雷劈！”

在孔子的心中，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死信条，只有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境况，做出不同的应对策略。在教导弟子时，他会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教授不同的知识。

孔子也从来不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知识。

他只教可教之人。

宰予是一个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的人。

有一天宰予向孔子提出质疑：“父母去世了，要守孝三年，是不是太长了？”在他看来，三年的时间，很多事情都被耽误了，不值得。守孝满一年，就足够了。

孔子问宰予：“父母去世仅仅一年，你马上就恢复了像平常一样吃喝玩乐的生活，你的心会安吗？”

宰予回答说：“我会心安的。”

孔子只好说：“你心安，那你就那么做吧。一个真正仁义的君子，父母去世了，即使让他吃山珍海味，他也不会觉得味道鲜美；给他听美妙的音乐，他也不会感到开心。所以才不忍心让他们只守孝一年呀！”

宰予走后，孔子感慨说：“宰予实在不是一个仁义的人啊！孩子出生，三年后才能稍微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才让子女为父母守孝三年。这是天下人都明白的道理嘛。”

后来孔子又发现宰予居然大白天偷懒睡觉，于是感慨真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不可圬也！”

后面宰予再来向孔子请教上古五帝的具体事迹，孔子就以自己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拒绝再教导宰予。

孔子以后近四百年的时间，儒家思想被官方确定为唯一的官方指导思想。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孔子更是被尊为万世师表。

但是，假设孔子今天依然健在。他可能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无数的孩子被逼迫着死记硬背《论语》。

孔子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教育资源，不是一本《论语》，而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精神。

天下枭雄

说起孔子，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了文庙里供奉的孔子像。宽袖长袍，慈眉善目，双手抱于胸前，完全是温文尔雅的样子。

说到枭雄，很多人就想到了三国时期的曹操，乱世的枭雄。

很少有人会觉得，孔子也是一个枭雄，而且是在当时足够搅弄风云，让天下人忌惮的枭雄。

但孔子就是。只不过他走过的路，有些曲折。

在孔子还只有十七岁那年，鲁国的大夫孟釐子有一次出使楚国回来，觉得自己的表现没有很好的彰显应有的礼仪，有损鲁国威严而深深自责。他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孔子是圣人的后裔，年纪轻轻就博学好礼，日后一定会成为显达的人。我将不久于人世，你们一定要去向孔子学礼。”

孔子日后的表现，确实正如孟釐子所料。

年轻时的孔子家境穷苦，既没有名气，也没有地位。成年以后曾经靠做一个小仓库管理员谋生，但他能把出入的钱粮算得清清楚楚，没有丝毫的差错。也曾经在牧场担任下层职务，牧场里的牲畜也繁衍旺盛，越来越多。等到鲁国三桓专权，孔子觉得违背了常道，不愿在鲁国为官，专心在家研究整理《诗》、《书》、《礼》、《乐》这些典籍，学生越来越多，还有人不远万里前来。孔子整理的典籍，后来成了儒家的经典。

直到孔子快五十岁了，依然一事无成，心有不甘。鲁国有人占据一个叫费邑的小地方，准备发动叛乱，想请孔子去帮忙。即便一众弟子都表示反对，孔子依然很心动，甚至期待着能像周文王、武王那样，靠一个小地方起家，建立起一个理想中礼仪完备的王朝。只是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没能成行。

直到后来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了一个小地方的宰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以至于四方的官吏都争相效仿。孔子也因此升任大司空，后来又当了大司寇。大司寇是出君王以外，最高的司法裁定者。

鲁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尴尬，被晋国、楚国、齐国几个大国包围。如果归附楚国，晋国就要来问罪；归附晋国，楚国又要来讨伐；齐国同样也不好惹，必须体贴周到地对待。想要保持独立自主，国力又实在是无法支持。只能小心翼翼地在夹缝中生存。

孔子担任大司寇以后，让齐国非常紧张，生怕鲁国变得强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决定先和鲁国修订盟约，搞好关系。于是齐景公约了鲁定公会盟。

在会盟的当场，齐国准备表演少数民族的歌舞，被孔子当场制止：“我们两国君主会盟，这种夷狄野蛮的舞蹈，怎么能用到这种场合呢！”齐国又让一群戏子小丑来表演，结果直接让孔子以迷乱诸侯的罪名，全部腰斩，当场正法了。

孔子按照礼的要求严正执法的态度，震撼到了齐景公，心里惶恐不安，回到齐国以后，责备大臣们说：“鲁国人以君子之道辅助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却把夷狄那些歪门邪说告诉我。现在我们的罪了鲁国的君主，如何是好？”惶恐之下，齐国只好把以前从鲁国侵吞来的土地，全部还了回去，并隆重地表达了歉意。

孔子严格按照礼的要求，辅佐鲁定公治理鲁国。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鲁国做生意的商人不敢再哄抬物价；有人在路上见到别人遗落的东西，都不会偷偷捡走占为己有；天下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鲁国，都受到了亲切的照顾；男女走在路上，都分开行走，没有任何违背礼的行为。

这让齐国更加担心了。有人建议说：“孔子继续主政鲁国，鲁国必定会强大称霸。鲁国称霸了，必定会吞并一些我们的土地。倒不如现在就送一些土地给他们。”但也有人反对：“不如先破坏孔子的治国策略。如果破坏不成，再割送土地也不迟。”

于是，齐国在国内挑选了最漂亮的少女八十八人，给她们穿上华美的衣裳，教她们跳优美的舞蹈，又挑选了漂亮的骏马一百二十匹，一起送给鲁国的国君。

送来的美女和骏马安置在城外。鲁定公先是以要出游为借口，偷偷溜出来，整天流连忘返，荒废了政事。

孔子的弟子劝孔子放弃算了。但孔子依然抱有幻想。他说：“一年一度的春祭就要来了。如果他们遵守礼法，在典礼结束以后把祭肉分给我，就表示仍有可为，我们就可以继续留下来。”鲁定公索性干脆把所有的美女和骏马都照单全收，甚至一连三天都沉迷期间，不过问政务。春祭典礼结束以后，也没有把祭祀的肉给孔子分食。这是一种很明显的轻视。孔子只好失望地离开了鲁国，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周游列国的生涯。此时，孔子五十六岁。

当时鲁国当权的是季桓子。在季桓子的生命走到终点时，他将带着无限的惆怅和后悔感慨：“曾经我们的鲁国也是有机会强盛起来的，只是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没有好好地用他。才错失了良机。”他还会告诫自己的接班人季康子：“我死了，你必然会掌握鲁国的政权。到时候，记得一定要把孔子接回来。”

孔子离开鲁国，首先到了卫国。卫灵公按他在鲁国的待遇任用他，遭到了其他大臣的嫉妒，不停在卫灵公面前诋毁孔子。十个月以后，孔子离开了。

孔子曾经在陈国和蔡国之间的边境上住了三年。楚国派人来请孔子去管理楚国，孔子正准备动身，陈国和蔡国的领导者却说：“孔子是一个既有德又有才的贤者，他总是能一针见血地指出各诸侯国的弊端。他长时间留在陈国、蔡国之间，对我们的情况非常熟悉。楚国本来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现在礼聘孔子。如果楚国真的重用孔子，那我们陈、蔡两国就危险了。”两国各派了很多人，把孔子一行围困在荒郊野外，动弹不得。粮食没有了，很多弟子都饿病了。孔子却依然泰然自若的讲学、朗诵、弹琴、唱歌。

子贡去楚国求救，楚王派兵前来，孔子一行才到了楚国。楚昭王想封给孔子七百里地，但大臣公子申却不赞成。他问楚昭王：“大王派遣到各诸侯国的使臣，有像子贡这样称职的吗？”楚昭王回答说：“没有。”

公子申又问：“大王左右辅佐的大臣，有颜回这样贤能的吗？”

楚昭王还是回答说：“没有。”

“大王的将帅有像子路这样英勇的吗？”

“没有。”

“大王各部主事的臣子有像宰予这样干练的吗？”

“没有。”

公子申还特别强调说：“周天子分封时，楚王的祖先只是一个子爵，土地只有方圆五十里。如果孔子严格遵循礼的要求，大王果真重用他治理楚国，那楚国还能世世代代都保持几千里的土地吗？当年周文王在丰邑，周武王在镐京，都只是方园百里的小国，最终得以统一天下。现在如果让孔子拥有七百里的土地，又有那么多贤能的弟子辅佐，这对楚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楚昭王听了之后，打消了重用孔子的念头。这一年，孔子已经六十三岁。

季桓子的儿子季康子继位以后，准备听取父亲的建议，请孔子回鲁国。但有个叫公之鱼却劝阻说：“你的父亲用孔子，没有用到底，成了别国的笑话。现在你如果用他，又半途而废，岂不是又要招惹别人笑话你。”季康子于是不请孔子回来，而是请了孔子的弟子冉求。

后来冉求率领鲁国的军队和齐国交战，大败齐国。

季康子问冉求：“你的军事才能，是跟别人学来的，还是自己生来就具备的呢？”

冉求回到说：“是孔子教我的。”

季康子于是打听孔子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冉求告诉他：“如果想用他，就必须用光明正大的名分。不管是昭告天下，还是祷告神明，都必须没有任何瑕疵和隐晦。像现在这个样子，即使封给他二万五千户，他也是不会接受的。”

季康子问：“我想请他回来，可以吗？”

冉求说：“如果你足够信任他，不让小人阻碍他。是可以的。”

于是，季康子准备了非常周到的礼节，来接孔子回国。

孔子终于在离开十四年以后，再一次回到了鲁国。

冉求说得没错，孔子穷其一生，都在试图恢复周王朝的礼制。他不仅在呼吁，也在身体力行。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礼的要求。也要求别人以礼的方式对待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子生活的准则。

得也礼失也礼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在此之前，“礼”在大家的心目中很重要。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中只有利益。所以常说春秋是礼乐崩坏的时代。

但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春秋时期，其实是一个礼乐尚存的时代。不像后面的战国，礼乐破坏殆尽，也不像后面很多时代，礼乐完全成为了一种统治者包装的幌子。春秋时代，礼乐正在崩坏的同时，人们也在怀念礼乐。这是孔子得以被推崇的前提条件。

孔子的一生，竭尽全力，毫不动摇地坚持要恢复周礼。

正是倡导礼，他被天下人所尊敬。因为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怀念那个礼乐完备的时代；也正是倡导礼，他注定会失落，因为没有人能够抵挡时代的滚滚潮流。可谓是成也礼，失也礼。

齐景公曾经打算把尼溪这个地方封给孔子。齐国的大臣晏婴劝阻说：“孔子能言善辩，不能用法来约束；高傲敏感，不容易驾驭。重视丧礼，长期陷入悲痛，为了丧事的隆重可以倾家荡产；不从事生产，靠推销自己的主张参与政治活动，不适合掌管国事。现在周王室已经衰微，礼乐沦丧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但孔子对礼仪服饰刻意讲究，对坐卧行走、进退应对的细节制定了详细繁复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学习几辈子都难以弄清楚。想用他那一套改革礼俗，治理百姓，并不是可行的办法。”

晏婴对孔子以及他推崇的“礼”的看法，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念，也可以说正切中了礼的要害。

也许因为亲眼所见礼乐的丧失才切身感受到了身在悬崖边的紧迫感，孔子对恢复周朝礼制可谓是不遗余力，乃至有些执拗和矫情。

他严格要求自己，所有言行的细节，都必须要符合心中礼的要求。

进出宫门，必定要低头弯腰，碎步小跑，以示恭敬和谨慎。接待宾客时，表情自始至终都严肃庄重。如果国君召见他，不等车驾备好就尽早出发了。如果鱼不新鲜，肉变味了，或者切割得不合规矩，孔子绝对是不会吃的。如果座位摆放不符合自己的身份，就拒绝就坐。如果坐在家里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他从来没有吃饱过，以表示哀痛。当天哭过，就不再唱歌。预见披麻戴孝的人，或者其他身体有残疾的人，都面露哀戚，表示同情。

传说孔子有三千门人，其中，颜回应该是他认同度最高的。他曾经夸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他还评价颜回说：“平日里侍学，只是默默地听着，看起来很像木讷的样子。但日常的言谈举止，却明显领会到了所学的精义。他实在是一点都不笨。”这完全符合孔子对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要求，也符合孔子对一个仁人的设想。他对颜回说：“有人赏识，就出来行道救世；不被赏识，就韬光养晦，乐天听命，大概就只有我和你了。”孔子曾经同时问子路、子贡和颜回相同的问题，只有颜回的回答让他最欣慰。他甚至说如果颜回家境有足够殷实，他愿意去做个管家，帮忙打理家务。颜回英年早逝，只活了二十九岁。颜回死后，孔子哭得非常伤心，他说：“老天这是想要了我的命吗？”“再也没人能了解我了。”

鲁哀公曾经问孔子，他的那么多学生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颜回最好学。他发了怒，很快就能自己调整好情绪，从来不迁怒与他人；有了过错马上就改正，而且绝不再犯。可惜他命短，早早就死了。现在，就再也没有发现像他那么好学的了。”

即便孔子是如此地欣赏颜回，但当颜回死后，没有钱买棺材。颜回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他来求孔子，想让孔子把马车卖了，给颜回买一副棺材。孔子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理由是：“我不能为了安葬他而自己步行。因为我曾经位列大夫，按照礼的要求，是不可以步行的。”

孔子自己严格按照礼的要求行事，同时也以建立一个完全符合礼的要求的社会为己任。

在他周游列国时，曾经被匡人围困，眼看脱险无望，随从的弟子们都很紧张，孔子对弟子们说：“周文王虽然已经死了，但上天并没有要消灭文化道统的意思，所以就有了我们，顺应天命去继承和传承。既然这是天意，匡人又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还有一次，孔子一行在路上遇到了两个隐士长沮和桀溺，正在田间劳作。孔子派子路打听过河的渡口在何处。长沮和桀溺劝子路：“天下到处都动荡，没有谁能够改变。与其到处奔波，不如同我们一起隐居山林，享受安逸自在的生活。”子路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怅然：“人总是要有责任的，怎么可以只顾自己，隐居山林，日夜与鸟兽花草为伍。要是天下太平，我也不用到处奔波，试图去改变这个局面了。”

孔子以为，让天下恢复礼制，是上天赋予自己的神圣职责。所以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竭力以礼来辅佐国君。

在鲁国为大司寇时，是孔子一生政治生涯短暂的巅峰，也是他唯一一次真正有机会可以将他提倡的礼付诸实践。他不仅在齐国和鲁国会盟时，通过对歌舞表演的整顿，震慑了齐国君臣，还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强鲁国的君王集权。当他看到鲁国的大臣“三桓”（季氏孙、叔氏孙、孟氏孙）的权力超过国君，君不君臣不臣的情形时，决定出手整顿。

据孔子考证，按照周朝的规定，臣子封邑的城墙长不能超过三百丈，高不能超过一丈。但三桓的城墙，都明显超过了这个标准。于是孔子说服鲁定公，将三家城邑的城墙拆掉。结果叔氏孙自动拆除了城墙，季氏孙的家臣率人反抗，被鲁定公打败，被迫拆了城墙。而孟氏的家臣也率人反抗，鲁定公的人无法取胜，最终城墙也没拆除。

在孔子的努力下，鲁国国君的权力得到了加强，鲁国也到了治理。与此同时，也引来了其他诸侯国的忌惮，想办法破坏了孔子在鲁国的治理。

孔子短暂的希望破灭，踏上周游列国，长达十几年推销自己政治主张的流离之路。

可惜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孔子很厉害，但很少有人愿意真正重用他。要么是忌惮他的才能，自己无法驾驭，要么是因为孔子所提倡的礼要求太高，自忖无法做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孔子自己过于执着，眼睛里揉不进半点沙子，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甚至有些傲娇。稍有不顺意，就选择离开，另觅他处。

孔子离开鲁国，最直接的原因有二，鲁定公和季氏接受了齐国送来的美女骏马，沉溺于声色；再就是春祭以后，没有分到祭肉，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愤慨和失望之下，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孔子一生中多次往返于卫国。卫灵公对他的态度也一直摇摆不定，在用与不用之间纠结。有一次卫灵公外出，自己和美貌的夫人南子坐前一辆马车上，却安排孔子的马车在后面跟随，大摇大摆地走过街市。孔子感慨说：“我从来没见过谁能像喜欢美色一样，喜欢美好的德行。”他为此感到失望，离开了卫国。

后来孔子又多次回到卫国，以一次和卫灵公谈论治国的道理，门口飞过一群大雁，卫灵公一时走神，只顾着看大雁，没认真听孔子的谈话。孔子又一次对卫灵公的失礼而感到失望和愤怒，选择离开。

在孔子周游天下的过程中，类似的事情总是在发生。但凡有一点不符合他心目中礼的要求，都会刺激到他敏感的神经。

到了晚年，孔子知道，自己建立一个完备的礼的世界的愿望，已经彻底没有了实现的希望。但他依然不死心，还希望能够为后世留下关于礼的著作，于是专心编书。儒家的“六艺”，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儒家经典，都源自孔子的整理和编撰。

孔子还根据鲁国的史书，撰写了《春秋》。全书尊奉周王朝为正统，以鲁国为中心记载各诸侯国发生的史实。在编书的过程中，为了让记载符合心中礼的标准和要求，孔子玩起了文字游戏，甚至不惜改变历史事实。

远在南方的吴国和楚国，曾经雄起一时，成为霸主，两国的国君先后称王。但孔子坚持周王朝最初册封天下时对楚、吴两国的等级，称他们为“子”爵。晋文公称霸时，召集诸侯国会盟，周王朝已经极其衰微，周襄王其实是应晋文公的邀请度过黄河前去赴约的。但孔子觉得这有背礼的要求，改写为“周天子巡狩到了河阳”。

在《春秋》一书中，类似的例子有很多。这种文字游戏，其实是自欺欺人，但也是孔子最后的执着与倔强。他希望用这种形式，激励后世英明的人以礼行事，警示昏聩无道的人以此为戒。

注定的失望

孔子对礼的追求，坚定而执着。一生都致力于寻求一个能够重用自己的国君，建立一个符合礼的要求，万物有序的社会。只可惜，当时所有的国君唯一感兴趣的是建立霸业。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又正是孔子追求的礼所坚决不能容忍的。

所有的国君都害怕别的诸侯国会重用孔子。因为他们知道，重用孔子的国家很可能就会变得强大起来，成为霸主。但所有的君主又都不能真正重用孔子。因为孔子的那一套理论，利益回报周期太长，他们需要的是近在眼前的成效。“礼”对国君个人操行的要求又实在太高，加上有些大臣出于嫉妒或别的因素，从中作梗。自己不用，还要想尽办法也不让别人用。孔子就陷入了这样一个逻辑的怪圈，用尽一生也没有摆脱。

我们可以想象，刚开始孔子一定是抱着必成的信心，试图在鲁国完成他的治国理想。他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机会，不过转瞬即逝。当季桓子和鲁定公沉迷于齐国送来的美女骏马之中不能自拔，感觉自己受到轻视时，他选择了离开，另觅良主。

不知到了晚年，在现实的反复蹂躏和鞭打之下，孔子是否有后悔当时所做的选择。如果他没有那么较真，而是继续留在鲁国做大司寇。他自己的命运，鲁国的命运是否会不一样？他颠沛流离的十几年里，不是在被拒绝，就是在被拒绝的路上，再也没有机会施展他的治国主张。周游辗转于列国之间，一直都寄人篱下，还不止一次陷入困境，饥寒交迫，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在郑国时，孔子和弟子走散了，独自一个人站在东城门口。子贡到处找他。有人告诉他说：“在城东门口站着一个人，长相很奇怪。一副疲惫倒霉的样子，活脱脱一只丧家之犬。”子贡感觉那就是孔子，到东门一看，果然就是。他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一个人的外貌，没那么重要。倒是他说我像丧家之犬，可真像啊！真像！”

孔子对旁人说自己像丧家之犬，一定不仅仅是出于外貌描述的认同，还有在春秋时期，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他的处境。

在匡地、宋国、蒲邑、陈蔡之间，孔子和弟子们，多次被人围困，差点断送性命，最终都是侥幸才脱险。

在连续被拒绝以后，孔子年事已高。可他依然是如此地渴望实现抱负，甚至有些饥不择食的紧迫感。晋国有人发动叛乱，想请孔子去帮忙，孔子打算前往。

子路用孔子教导弟子的言论阻止他：“老师你不是说过，一个人本身正在做坏事，君子是不会和他们为伍的么？现在有人叛乱，您却想前去帮忙，这又是为什么呢？”

孔子只好解释说：“我确实说过这话。但我也说过，真正坚硬的东西不管怎么磨都不会损坏，真正洁白无瑕的东西无论怎样污染都不会变黑。难道我就只能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葫芦瓜，只让人挂着欣赏而不能吃吗？”

孔子想说，虽然对方反叛不符合礼的要求，但他自己足够坚定，就不会被带上邪路。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年老了，再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就永远没有可能实现了。

这种妥协，在孔子早年，是万万看不到的。

鲁国的当权者季桓子死后，季康子执掌政权。本来要接孔子回去，但被大臣劝阻，改为接孔子的弟子冉求回去。孔子无不羡慕地说：“鲁国接冉求回去，一定会重用他的。”同时，也无不感慨地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鲁国的那些人，都有远大志向，只不过做起事来疏略一些。”

此时此刻，不知道孔子有没有后悔自己当初轻易地离开。

当年离开鲁国，孔子恐怕还抱着希望，天下那么多诸侯，一定会有一个国君懂得欣赏自己的才华，重用自己。只是没想到，走遍了天下，都一个样，很多连鲁国都不如。

后来，季康子终于在冉求的建议下，用完备的礼节，把孔子迎回了鲁国，但最终也并没有重用他。

晚年的孔子只好一边继续教学，一边专心整理了一大批经典。这些经典，在后世，将会被无数的儒家学者被奉为圭皋。

孔子死后，鲁国当时的国君鲁哀公表达了沉痛的哀悼，却被子贡直白地批评：“人活着的时候，不能用他。死了才来悼念，这有什么用呢？”如果孔子泉下有知，恐怕也是他最想说的话。

孔子享年七十三岁，在当时算绝对的长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自始至终奔忙在积极致仕的路上，受尽了嘲讽、冷眼、敷衍和拒绝，但他从为有过半分的动摇。

但似乎，这又不是他真正的本意。

他也向往闲云野鹤的生活。

孔子曾经和弟子们谈论各自的志趣。子路、冉有等人都表示有志于政治，治理一方，只有曾点说自己的乐趣是在春光明媚的天气里，穿上华丽的春装，和五六个年轻人，六七个小孩子，去沂水边玩水，去祈雨台上散步、吹风，然后嘴里哼着愉快的歌声回家去。孔子听了很高兴地赞叹道：“我的志趣也和曾点一样。”

有人向子路打听孔子的为人，子路没有回答他，孔子问子路为何不告诉他：“孔子这个人学知识不知道满足，教导别人不知道厌烦，用功的时候连饭也忘了吃，求道有所心得就会高兴得什么忧愁都忘了，甚至连衰老马上就来了也不知道。”

可见，孔子真正内心同样向往的是逍遥自在的生活。

有人问他，天下到处都一样动荡，不如归隐山林，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孔子回答说，正是因为天下动荡，他才不能只顾自己，而是想拯救苍生。

强大的使命感和残酷的现实交织在孔子身上，使得他站在生命的尽头时，依然心有不甘。

在孔子临死前的第七天，子贡来看他。他流着泪问子贡：“泰山就这样崩塌了吗？顶梁柱就这样摧折了吗？伟大的哲人就这样逝去了吗？天下偏离正常的轨道已经很久了，世人都不能接受我的治世理想。人死后，夏人把棺椁停在东边，周人停在西边，殷人停在两柱之间。昨天我梦见自己就坐在两柱之间。我本来就是殷人啊！”

七天以后，孔子死了。

灵魂的始祖

孔子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稍后的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还只是礼乐崩坏，尚给了他恢复的希望。如果是在战国，他恐怕只有绝望了。同样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号称亚圣，战国时期的孟子，早没有了恢复周礼的幻想。不过儒家一派，始终保持着上古三皇五帝时代就是君主圣明，臣属忠勇，百姓安乐的设想，并在各朝各代，再三拿出来规谏君王的言行。

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恢复建设一个“礼”的社会。但礼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没有给出具象的描述。从孔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孔子说的礼，就是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应该符合自己的身份。男人有男人的样子，女人有女人的样子，君王有君王的样子，臣属有臣属的样子，士大夫有士大夫的样子……各安其位，万物有序，谁也不要有非分之想。

所以，孔子在见君王时要低头小步快跑，吃肉的时候要切的方正，座位的摆放要符合身份，无论如何都必须要有马车，不能步行……因为在他眼中，自己的身份，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也是这么教导弟子的。

子路曾在卫国大夫孔悝家里任职。后来孔悝发动叛乱，当时子路正好有事在外，听到消息后立马赶了回来。半路上有人告诉他：“国君已经被打败逃走了，城门也已经关上了，你还是走吧，免得受到牵连。”

可子路说：“既然我做了卫国的臣子，国君有灾难怎么可以只顾自己，逃避不管呢？”正好遇到有使者进城，城门打开了。子路跟着进了城，找到孔悝，数落他的反叛行径，并要杀掉他。在和武士搏斗的时候，身负重伤，帽带也被砍断了。

子路说：“一个君子，就算是死也不能不戴帽子。”说完重新去系帽子，结果死于乱刀之下。当时子路头上的戴的帽子，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是身份的象征。别人戴，或者身为知识分子不戴，都不符合礼的要求。

这就是孔子所倡导的礼，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体现。作为臣属，要不计利益得失地忠于君主，作为读书人致死都要保持读书人的样子。

孔子也知道，子路是一个守礼的人。在他听说卫国发生了叛乱时，他就很担忧地说：“糟啦！子路会死掉的。”结果正如他所料。

孔子的理想社会，就是无数个像子路一样忠于自己身份的人组成的社会。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没有了控制天下的实力，各诸侯国梦寐以求的是成为霸主，但基本的羞耻心还在。到了稍后的战国更过分，周王室名存实亡，完全沦落成任由各诸侯国驱使，谋取利益的工具。天下人无论贵贱贫富，只要有一技之长，都能谋取荣华富贵。完全是苏秦、张仪这种纵横策士的天下。阴谋诡计横行，坑蒙拐骗当道，从君王到平民，心中只有“利”，哪里还有“礼”！孔子的理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

但这丝毫不影响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作为儒家思想的始祖，他关于教育、政治、伦理各方面的主张，是儒家思想的根基。无论儒家学说后世如何发展，都是在孔子的框架下完成的。

不管是在春秋，还是在战国，儒家思想都只是当时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直到差不多四百年以后，西汉王朝汉武帝时，董仲舒系统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建议将儒家思想定位官方主流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图：董仲舒

即便历史上称之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当时官方并不禁止别的思想流派。只不过如果有人想入朝为官，必须要精通儒家的经典。正是在这一利益的趋势之下，人们开始自觉自发地接受、研究、阐释和发展儒家思想，经过近两千年的时间，儒家思想已经渗入到中国人的骨血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基因，代代相传。

到了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否有读过儒家的经典书目，哪怕是一个文盲，在意识深处，都少不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两千年耳濡目染的结果。

丝毫不用怀疑，只要是在中国人的地方，如果能多少明白一些儒家思想的要义，为人处世会轻松自如许多。儒家的主张几乎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

而这一切的背后追根溯源，正是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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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只小工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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