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政策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百年来，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展现了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汇聚起磅礴力量。
团结报文史周刊策划“纪念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提出100周年”专题，约请上海师范大学邵雍教授撰文，回顾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敬请关注。
中共二大会址
一、首次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
1921年党的一大闭幕不久，中国共产党着手帮助在上海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作为党的临时中央妇女机构。1921年9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登载了由陈独秀、李达审阅过的《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随后，党组织以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和《妇女声》半月刊，积极支持女工运动。1922年春，中共中央局组成七人委员会，领导非基督教运动，坚决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当年4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大会。共产国际在华代表利金认为“非基督教运动形成了广泛的战线……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 4月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申报》发出通告，邀请全国各工会不分何党何派，派代表到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举行的劳动大会，求同存异，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以上这些革命实践是中共二大明确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即统一战线政策的本土基础。
就外因而言，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屡遭失败的情况下，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1920年夏，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指出，“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为了落实这一决议案，推动远东各国被压迫民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大会、东方民族大会）。会议期间列宁约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询问两党是否可以合作，得到两人的一致肯定。1922年夏，张国焘等人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带回了共产国际指示，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参加远东会议的少年中国学会代表高尚德回国后，与该学会会员李大钊、邓中夏、刘仁静等人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提出任何主义者都“应该在此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
受远东大会的影响，并在本土的初步实践的基础上，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公开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1922年7月16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公共租界辅德里李达住所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首先听取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提及中共中央于6月15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阐明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接着由中央局委员张国焘报告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远东大会的经过；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最后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讨论了一年来党的工作，批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追认中央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中共二大作出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与《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都含有“组合”“联络”等关键词，而“组合”“联络”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分别开展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时，也急需建立“一条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它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规定。《议决案》明确提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党的二大首次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为推动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党的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
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专门文件
二、推动两次国共合作
中共二大结束后，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见，共商国共合作大计。1922年11月，陈独秀在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期间写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这是他赞同并论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首篇文章。文章认为这次大会“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要议程是依据共产国际的一月决议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东方民族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就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这就是西湖会议，讨论结果是“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批准了西湖会议的决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认为应该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合作。10月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与党纲草案，并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在大会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名共产党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共产党员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还分别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2年正式成立的上海大学，是中共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产物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后，1924年2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法租界环龙路44号成立，中共中央派出毛泽东、罗章龙、恽代英、王荷波、向警予等参与其中。国共两党充分利用这一统一战线平台，开展组织、宣传与群众工作，使上海成为国民革命的重镇，时称环龙路44号是“国共群英会”。
1922年10月，国共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中共中央派出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李大钊、邵力子、陈望道、施存统等人到校讲学授课，使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讲坛、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堡垒，在1925年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就被誉为“文有上大，武有黄埔”。
然而在大革命蓬勃展开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妥协退让的错误，没有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也没有注意到党直接指挥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导致大革命的失败。之后，在瞿秋白的实际领导下，广泛团结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以鲁迅为旗手、以上海为中心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为推进土地革命和抗日救亡国运动发挥了摇旗呐喊的作用。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夫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出面在上海秘密举行远东反战大会，反对日本的对华侵略。1933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均向大会发来了贺电，实际会务工作由中共江苏省委承担。
1935年日本侵略者又制造华北事变，企图进占华北。同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日作战。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193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派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积极开展统战工作。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毛泽东在陕北看到救国会的文件后，两次致函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明确表示赞同。与此同时，党对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展开的统战工作初见成效，在西北地区，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实际上已经停战。同年11月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陶行知、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被捕入狱。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上海爱国领袖。西安事变发生后，党中央派周恩来去西安，与张、杨共同努力，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要求南京政府释放“七君子”，称赞他们提倡团结抗日，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光荣模范。
瓦窑堡会议旧址
三、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一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此前后，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
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维护、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顶住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在敌后战场抗击了大批的日军和绝大部分的伪军，建立了19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抗战胜利后，中共顺应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广泛接触民主人士与国民党军政要员，努力争取和平民主。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协定，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共产党则在军事上作出了一些重大让步。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有力推动了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历时22天，通过了五项协议，但根本不准备履行这些协议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于6月26日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军事上坚决反击外，在政治上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国民党反动派。1946年6月23日，中共代表团发起了从上海到南京的反内战运动。1947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又在南京、上海等地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规模巨大的群众斗争和广泛的各阶层反蒋统一战线，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发出召开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同中共提出的召开新政协、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同年春，毛泽东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基础基本形成。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特派邓颖超来沪，向宋庆龄面交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邀请并陪同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9月在新政协会议上，宋庆龄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一道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道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彰显出站起来的全国人民的大联合、大团结。
民主革命的实践证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作者邵雍，系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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