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山东测绘滋阳兴隆寺塔
1934年，林徽音考察山西古建筑于汾阳小相村灵岩寺
1941年，病中与子女在李庄家中
主题：《林徽音先生年谱》分享会
时间：2022年9月16日19：00
地点：建投书局
嘉宾：刘珊珊 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
黄晓 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
主持：王忠波 《林徽音先生年谱》责编
曹汛，1935年生于辽宁盖州。师承梁思成，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1992年调入北京建工学院（今北京建筑大学）从事建筑史研究与教学工作。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是建筑界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建筑史学家。2021年12月6日逝世于北京，享年87岁。
是“音”非“因” 在“林徽音”名字上的坚持
王忠波：请介绍一下《林徽音先生年谱》这本书。
黄晓：先介绍作者曹汛先生。他1935年出生，1955年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读书。该系是梁思成先生开创的，林徽音是系里很重要的老师。1955年，是曹汛进入清华读书的年份，也是林徽音去世的年份，当时曹汛先生20岁。1998年，本书初稿完成。我跟刘珊珊老师是2009年之后参与进来的，那也是我们认识曹先生的第一年。
刘珊珊：这本书包括两部分内容、两种形式：一是“年谱”，以非常冷静、客观的口吻陈述林徽音的一生，按照时间顺序，对她不同年份、不同年龄发生的事件，惜墨如金；二是书后一篇《骄傲的辉煌——林徽音先生和她的建筑世界》，是曹汛先生为林徽音先生写的长篇传记，文字非常热情，充满爱戴。
王忠波：发现《骄傲的辉煌》这篇文章是一年多前，曹汛先生已经不太爱到处逛了。我们去曹先生家帮助整理书架，发现一沓手稿。我把它拿回家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一共33000多字。现在这本书实际上特别简单，只有两篇长文。光从文字本身来说，它的体量是很小的。
黄晓：目前这本书呈现出的风格，非常像林徽音先生文学成就里最重要的一种文体——诗话。很有诗的感觉，给人一种余音绕梁、韵味无穷的诗的想象空间。我们希望这部年谱成为一个起点和契机，有更多人去追寻更多与林徽音相关的故事和文字。
王忠波：曹汛先生最为人知的身份是园林史家或建筑史学家。他的林徽音研究，在他自己学术生涯当中占有怎样的地位？
黄晓：学术界一般称曹先生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和文史学家。这是他比较重要的三个领域。
刘珊珊：人物方面，曹先生并非只研究林徽音先生一人。他之前研究宋代人李明仲，发表了很多篇文章。李明仲是中国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编撰的《营造法式》也是最重要的文献。学界通常认为李明仲的另一个名字叫李诫，而曹先生认为“李诫”是后人错认，正确的应该是“李诚”。曹先生在“林徽音”这个名字上也很坚持，强调是“音乐”的“音”，而非“因为”的“因”。当时我们陪出版社跟曹先生签合同，除了这个书名，曹先生没有提任何其他要求。
王忠波：看年谱的话，1935年以前，包括到1936年，林徽音发表作品署名都会用音乐的“音”。1935年是她改名的时间，具体的细节可以看年谱，说得比较清楚。
黄晓：后来我们也比较认同现在的书名。音乐的林徽音是有出处的，出自《诗经》“大姒嗣徽音”和南北朝诗人傅玄的诗“徽音冠青云，声响流四方”。古人起名字是非常讲究的，“徽音”体现了她是诗书家族出生，但是“徽因”没有任何出典。因此我们也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情结，一是满足曹先生的心愿，同时也是希望在世上留下一本以“林徽音”命名的著作。
刘珊珊：曹先生研究建筑史，也研究园林史，古代文学方面也有非常深的造诣。他认为人物研究对历史研究非常重要，并不认为人物是自己研究范围之外的内容。
黄晓：曹先生学术领域中的建筑和园林，是针对物的研究。2019年他出版《中国造园艺术》时，分成上编和下编，当时曾想拟一个副标题叫“园林艺术与造园名家”。园林艺术研究物，造园名家研究人。
“两担云彩” 曹先生尤喜出自林诗的这一说法
黄晓：除了李明仲，曹先生还研究过主持明代紫禁城营造的蒯祥，以及园林界的张南垣、计成等。曹先生的人物研究有其特点，他并不是追逐名人热点。即便他研究的是个名人，比如李诚是古代建筑界最重要的人物，他也是因为他有独到的见解才研究他。李诚是这样，张南垣、计成都是如此。
曹先生还会挖掘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人物，比如叶洮，康熙朝畅春园的设计者。这么重要的设计者在历史中被埋没，曹先生或许感到作为同行的悲凉。从这个角度说，物的研究和人的研究恰好是曹先生学术体系的两极，用他的话来说，可以算是他的“两担云彩”。
王忠波：“肩头上先是挑起两担云彩，带着光辉要在从容天空里安排”，这是《骄傲的辉煌》传记刚开头引的两句林徽音的诗。这“两担云彩”指的是建筑与文学吗？
黄晓：流传的说法里，林徽音走上文学道路，通常会牵扯上徐志摩对她的影响。曹先生为此专门去考证具体的时间。年谱里面提到，1920年林徽音在英国遇到卞因，引发她对文学的强烈兴趣，而她认识徐志摩是在1921年。曹先生在年谱里面考证的一些事件，实际蕴含了他的一些观点。
今天我们看古人或前辈，也许感觉他们像神一样摆在我们面前。这部年谱就展示了一代“女神”成长的历程。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很值得读读这本书，看看她的20岁，20岁的年轻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同在大学阶段，林徽音很值得成为一个人生的榜样。
曹先生发表过非常多的文章，有几百篇、几千万字的分量，但是他的著作很少。他每写一篇论文把问题解决之后，就觉得这个事情就已经完成了，开始寻找下一个，致力解决新的问题。他的著作整理是近几年开始启动的。2019年出版的《中国造园艺术》影响很大，以至于很多读者把曹先生仅视为园林学家。但是曹先生非常重要的贡献其实是在建筑方面，我们介绍他的时候也是把“建筑”放在前面。接下来，我们准备整理曹先生在建筑方面的重磅研究，把曹先生作为建筑学家的形象展示出来。
王忠波：这也算是“两担云彩”，曹先生特别喜欢用这个词。
刘珊珊：曹先生更希望自己的“两担云彩”可能也是建筑与文学。曹先生一开始是想学文学的，而且他很重要的对于全唐诗的研究，文史学界专家也有很高的评价。建筑和园林是我们的专业，但林徽音和梁思成不只是建筑学家，他们当时开拓的也是包括建筑、园林、城市规划、遗产保护很多方面。我觉得文学和建筑这“两担云彩”，曹先生可能希望自己能够继承林徽音。
王忠波：曹汛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比较有个人风格，在这本书里曹先生有哪些观点是很独特的？
黄晓：他首要的贡献，是“年谱”这种形式的特点呈现出来的——按年代记载一个个事件，本身就有特殊的意义。通常我们对前人的印象可能是混沌的，他一生很多事情综合形成他的形象。但是一件事情在这个人20岁时候发生还是40岁时候发生，事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比如林徽音提携过很多后辈的文学家，像沈从文、萧乾。年谱里记载，1933年萧乾发表了一篇文章，林徽音把他请到家里聊天，这对于萧乾来说是人生很重要的环节。这时候林徽音已经是学界的前辈，是很重要的大家。但从年谱里面发现当时她只有29岁，比我现在还要年轻。29岁的林徽音已经成为当时文学界很重要的核心，会让你对她的成就产生更强烈的感觉，产生不一样的认识。
不会检索，却总知从何找到需要的资料
刘珊珊：做一个人的年谱，按年纪事，貌似很容易，但实际上需要从很多方面来准备。林徽音距离我们并非特别遥远，但很多关于她的事情已经含糊不清，同时会有很多说法，比如一篇文章究竟哪年发表。做年谱要把林徽音一生中重要的时间节点都确认下来，实际上是把她每一年、每件事都做详细的考证。
另一个贡献，曹汛先生是文史学家，也是建筑史学和园林史家，他从专业的视角看林徽音。她在她活着的时候就是名流，关于她的各种评价很多，但从专业角度对她进行评价和记录还是比较少的。曹先生专注于从林徽音作为建筑学家的身份来记述她的人生，跟从其他角度做林徽音研究的视角有很大差别。
王忠波：据我所知，曹汛先生家里藏书不多，他很多年的研究条件似乎并不太好。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怎样去研究林徽音的？
刘珊珊：王老师说的这点我不是特别认同。曹先生的研究条件，我觉得倒恰恰是传统学者的常态。他是一个很老派的学者，刚才忘了介绍，曹先生是北京建筑大学的教授，就是现在我工作的学校。北京建筑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离国家图书馆特别近。曹先生家里的那些藏书是一方面，他更多的工作是在国图完成的。
曹先生不用电脑，他完全是老派学者的做法，到国图遍览群书，看各种原始的资料。我们对这点特别佩服，一个人不会检索，但是却能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需要的资料。比如寻找原始的林徽音曾经发表的文章，他就要找到当年的报纸。我们见面时他经常给我一个小纸条，说要找什么书、哪一页的什么图，我都觉得特别惊讶。
黄晓：国图是曹先生非常重要的工作地点。相对年轻的时候，他是骑自行车，每天早晨国图一开馆就进去查找资料。后来慢慢年纪大了，有了老年卡，他就不再骑自行车，而是坐公交车到国图。通常他整个上午都会在国图查找资料，下午进行整理，晚上就会形成成熟的文字，长年累月地这样积累。曹先生这样做研究的一个副产品是，他几乎每年都会得国图的“文津读者奖”，因为读书多而获奖。
王忠波：我们看当年北平那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史学大家陈垣，他们都有独门的藏书，通过琉璃厂或者通过其他渠道买来的。但是曹先生没有这个条件，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确认他查阅或者研究的材料正是他要寻找的？
黄晓：曹先生家里的书架大概有三面墙，数量并不算少。相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来说可能不算多，但如果仔细看，会发现这些书很不寻常。有时候我协助整理这些书，打开来，会发现几乎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比如曹先生只有一套《全唐诗》，但是他把读到的所有关于唐诗的各种研究、方方面面都汇聚到这套书上。
刘珊珊：曹先生的藏书并不是用于收藏，而是用于研究，所以他的独门藏书都特别破。
黄晓：这种破是有原因的。曹先生经常需要想很多办法解决研究遇到的问题。比如有段时间国图不准带书进去，但是这本书对曹先生的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他会把这本书撕成三半，跟人争论说“我这不是一本书，这是我做笔记的纸张”。他为了把书拿进去方便做笔记，可以把书拆掉。对他来说，这些书是他研究的重要材料。
刘珊珊：曹先生在版本方面是一个大家。他有两个独门绝学——史源学和年代学。年代学是按年代来考证事情，《林徽音先生年谱》就是一部年代学的著作。史源学是找到各个文献的出处、找到原始版本。
黄晓：他对李诚的研究主要就是结合版本来进行的，像宋代《续谈助》提到李诚，曹先生就搜集历代的各种版本，一一考证，最后断定哪几版可信性更高。他虽然没有收藏很多版本，但是他的版本学功底特别好。
北平时期之前之后，林徽音的照片都完全是两个色彩
王忠波：你们2009年进入曹先生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
黄晓：2009年，那时候我研究生二年级，选择寄畅园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寄畅园的设计者是张南垣家族，在张南垣研究领域，曹先生是最重要的学者。选定题目后，我们联系曹先生向他请教。那年他已经74岁了，是前辈大家，我们只有二十五六岁，没想到交流得特别开心，一见如故。之后就经常拜访曹先生。
早期到曹先生家里我们习惯叫他“曹爷爷”，后来我们自己当了老师，他开始纠正：“不要再叫曹爷爷。”我们就开始改称“曹老师”，逐渐步入到学术传承中来。很多时候都是约在国家图书馆，在国图大台阶前等曹先生来，然后一起进去看书或者查资料。
那时候“林徽音先生年谱”初稿已经在《中国建筑史论汇刊》上发表。
王忠波：后来有修订过吗？
黄晓：他在文章发表之后就开始修订了。曹先生有两个理想，一个是“林徽音全集”，想把林徽音的所有文章都搜集起来，他编年谱也是跟编全集有关系的。1998年他协助梁从诫先生编《林徽音诗文集》，一般我们搜集一个人的文章，把这篇文章搜集过来，确定是这个作者的就可以了。但是曹先生不一样，他要确定这篇文章是哪年写的。他在很多文章下面有标注，比如“这篇文章发表于1937年，但是写成于1934年”。因为文章写于1937年还是1934年是不一样的，中国在这个时期发生很多变化，到底在抗战前还是抗战后，作者的心境都有很多不同。曹先生在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细致的工作。
王忠波：我们看林徽音整个人生色彩，在“七七事变”之前和“七七事变”之后，也就是说北平时期的林徽音和北平之后的林徽音完全不同，她的照片都完全是两个色彩。今天在公众视野里林徽音被推崇，很多人谈论她是大家闺秀、一个成功的女性，几乎谈的都是北平时期的，甚至是宾夕法尼亚费城时期、伦敦时期的林徽音。
而1937年7月，在五台山知道战事开始，她和梁思成马上赶回北平，带着家人迅速撤离。他们原来想收拾一下家里所有的东西再撤离，但就在准备的时候，梁思成已经被一些亲日的组织盯上了。他们感觉到这种危险信号，于是马上带着全家离开了北平。我们看年谱也好，看其他关于林徽音的人生记录也好，你会发现从这里开始，林徽音的健康状况迅速滑坡了，最严重的时候是一个病废之态。大部分时间里，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是很不好的，这种糟糕的健康状况一直陪伴着她的后半生。
黄晓：读这部年谱会感受到强烈的对比。1931年-1937年是林先生创作的井喷期，这时候有大量的作品，非常丰富，而且跨越好几个领域，有大量的建筑考察测绘和诗文作品，她兼顾了这两方面，而且还在写小说和剧本。剧本是她开辟的一个新领域，一个五幕剧刚写到第四幕。1937年酝酿要出一本林徽音诗集，也被战争打断了，最终也没有出版。我们今天看到的林徽音诗作遗失了很多，如果那时候出版了，今天的《林徽音诗文集》会很不一样。
连写字和用纸，曹汛都继承林先生时代的习惯
王忠波：林徽音先生的长女梁再冰曾讲到，“文革”期间他们家有一批手录的诗文稿被弄丢了，非常可惜。曹先生能通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刊物，通过国图把这些诗文打捞出来，真是很了不起。
刘珊珊：是，曹先生的一个很大贡献是寻找到很多林徽音散失的诗文。有一些诗文曹先生此前是知道的，有一些虽然找到了但不知道是否发表过，也有完全没找到诗作本身，只是知道一个名字的，比如《贡纳达之夜》。呈期望将来有人能提供这些散诗的线索，也许将来有更好的数据库，会发现更多散诗。
我们做研究常会涉及到近代的资料，有时候会忽然遇到关于林徽音的材料。有一次我查阅一篇园林史文章，在同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是林长民和一位少女，注着“林长民氏与其令孃”。我发给曹先生问有没有见过，他说没见过。实际上这张照片上的就是林徽音，但没有出现她的名字，如果我们检索的话，不可能检索到。
黄晓：特别像沧海遗珠，这张照片涉及到很重要一个事件，是她父亲带她初到欧洲时所拍。
刘珊珊：发表在当时的《顺天时报》上。照片上写她14岁，实际上她应该是17岁。林长民和林徽音都穿着名贵的裘皮。一个名媛不是凭空出现的，可能在她进入公众视野之前已经是大家很关注的人物，所以报纸上会刊登她的照片，作为当时理想的政治家和他女儿的形象出现。
王忠波：你们参与了很多曹先生著作的整理，接下来有没有其他的出版打算？
黄晓：曹先生的第一本书是关于园林的研究，只是他研究的很小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好的文章没有放到书里。他还有一个重磅研究，是关于造园大师张南垣的，是他对园林史非常大的贡献，我们正在进行整理。曹先生写了很多文章，但是他对于出版著作一直不是很在意。所以后续的整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后有机会我们还要整理出版他的《全唐诗》研究。曹先生的《全唐诗》研究有800多页手稿，我带着学生把它拍成照片，要把这800页手稿变成电子版也是很大的一项工程。
王忠波：你们敲字的时候要注意，每张纸的后面都是字。我看法律出版社去年新出的费慰梅关于梁思成林徽音的回忆，里面也说到林徽音寄给费慰梅的信往往很厚很厚，一个信封里甚至有七封信，每一张纸都是每个空隙都要填满。因为当时的生活条件太差了，邮费很贵。她为了省邮费，就把七八次写的信塞到一个信封里，把能够用的重量额度用到底，相当于很多事情一起说掉。这个当时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刘珊珊：费慰梅回忆，林徽音给她写信，信纸通常不是完整的纸，可能是从某个地方撕下来的半张纸，会把这张纸所有地方全部填满，背面也全部写满。这是生活艰难时期遗留下来的习惯，是比较伤痛的回忆。林徽音本来是非常讲究的，给别人写信用什么纸，要怎么写、怎么留空，都是很在意的，但是经历了困难的战争年代，在物质极端缺乏的时候，很不容易获得的纸变得很珍贵。
我们跟曹汛先生一起整理手稿发现他也是如此，手稿经常都不是一张完整的纸，不知道另外半边做什么，肯定是写满字，把所有地方填满。这张纸有时候是打印的纸，有时候是学生的练习册，这一点倒是继承林先生他们那时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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