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认为，如果你试图瘫痪美国经济，你只需拆除其支付系统。银行将不得不回到货币实物转移的低效率状态，商业将只依赖于物物交换和私人债务。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水平会像石头一样直线下降。——艾伦格林斯潘不得不承认，现代货币体系中我们常说的“支付”也是舶来品。动词“付”来源于动词“安抚”，其行为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罪恶金钱，即犯罪向被害人支付罚金，以避免流血纠纷。在现代语义学中，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支付被定义为“保障货币流通、银行业务流程和银行间资金转移系统的一系列工具。”(CPSS，2003c)，所以“支付”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价值从一个代理人转移到另一个代理人”。“支付系统”可以理解为规则和流程，以及价值转移的有组织的安排。在这个概念设定下，我们可以开始一个简单有趣的货币和支付史的回顾。请注意，这段历史与我们官方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略有不同。
一、货币和支付的出现
据考证(Stavri Anoos，1970；曼宁，2008，等。)，这是迄今为止公认的，现存最早充当货币的实物媒介是出现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粘土代币。这些粘土币用来记录大麦和羊毛等农产品、农具或金属(如白银)的储蓄和交易，类似于现在的账本。而且，至少在公元前17世纪前17年，一些粘土币就具有证明交换商品和余额持有量的功能。虽然当时远没有一种“账户”工具来证明账户所有者对账户中记录的交易和余额的所有权，但在收获季节，粘土币的持有者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大麦或一定数量的贵金属，如黄金和白银(Davies，2002；弗格森，2008年).有意思的是，现代货币经济学理论(Kocherlakota，1998)已经证明了货币的本质是记忆，或者说“完美的记录就是货币”(完美的记录就是货币)。然后，在公元前10世纪，最早的硬币(硬币)出现在小亚细亚。更早的证据表明，在最早的硬币诞生之前，即使只是记账单位也可以记录“信用”，因此记账单位也可以执行货币的一些功能。尤其是在公元前20世纪期间，在法老统治的埃及，宗教当局可能开创了使用几种不同的记账单位来记录不同宗教部门之间的各种商品交换活动(这些统一的记账单位包括啤酒、面包以及后来的金属)。随后，宗教当局也使用这些会计单位来记录从他人那里收取的税费。
需要注意的是，还有考古线索表明，会计单位的广泛采用促进了早期的物物交换。例如，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武士盔甲的交易，以及用黄金交换奴隶，都是以牛为记账单位的(格里尔森，1977；泰莫伊涅，2006年).这在货币发展史上具有启发性和现实意义：即使牛不能被视为一种完全成熟的货币，但使用牛或符合一定成长标准的牛作为核算单位，将促进商品交换效率的提高，因为核算单位的标准化将有助于减少交易者需要跟踪的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数量，即在一个有N种商品的经济体中，挂牌价格的数量将从n(n-1)/2减少到n-1(米勒德)。于是，加密货币世界对所谓稳定代币的巨大需求，也可以用这样古老的历史证据来解释，即以USDT为代表的稳定代币解决了2000多种加密货币的统一定价问题，极大地方便了加密货币之间的交易。
除了以上这些，一些重要而有趣的因素使标准化的记账单位成为信用工具，它也可以在实物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出现之前成立。比如在当地社区中，各经济主体相互接近，相互熟悉，通过邻里关系和亲属关系可以可靠地保存个人债务记录，从而减少经济中的摩擦。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案例是爱尔兰共和国分别于1966年、1970年和1976年经历的三次银行危机。最长的一次发生在1970年，当时银行协会关闭了6个月。在此期间，储户发现几乎不可能从银行账户中提取现金，因此他们被迫寻找替代支付工具。1970年，加入该协会的四家银行(爱尔兰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爱尔兰国家银行和阿尔斯特银行)拥有的支票存款和储蓄存款占爱尔兰货币供应量的85%。虽然这些银行在危机期间被关闭，但银行和外资银行仍然可以运营，并主要为企业提供服务。此外，靠近英国和北爱尔兰边境的人可以利用北爱尔兰的银行服务，有些人甚至试图使用英国提供的银行服务。当时爱尔兰镑对英镑的汇率固定在1，333，601，英国银行的票据在爱尔兰共和国可以按面值自由承兑，因此不存在汇率风险。事实上，在整个夏季旅游旺季，英国游客以英镑的形式给爱尔兰带来了急需的资金，从而帮助爱尔兰缓解了危机。爱尔兰流通的英国货币总量从4月份的500万英镑增加到危机结束时的4000万英镑。但是，这些货币的注入仅限于特定地区，这导致它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渗透到没有外国银行和游客或靠近英国的便利的地区。在三次危机中，爱尔兰家庭都找到了有效的应对方法。当他们想付款时，他们会给对方开一张支票。危机结束后，持有人可以兑现。事实上，人们印刷自己的钱，并充当支付担保人。债权人如何保证债务人开出的支票不会被退票？原因是当时的爱尔兰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人们通常只在这一带做生意。因此，他们可能认识并信任债务人，或者当他们不认识债务人时，他们可以去当地的商店或酒馆打听他的名声(爱尔兰中央银行，1971)。
爱尔兰中央银行
一旦交易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比如交易双方相距甚远，且双方互不熟悉，无法充分保证交换主体之间的权利和责任时，记账单位就需要呈现一些特定的实物形态。比如在一定时期内，它的供应量一定是有限的，难以伪造，相对容易携带和长途运输。这反映出，即使交易所公开或分享其以前完整的交易历史作为证据，债务人在承诺长期偿还债务或在债权人面前证明其信用状况方面也是弱势的。这时候就需要第三方提供某种形式的担保或保证，可以是具有权威特征的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人(机构)。事实上，号称“信任机器”的加密货币也离不开这样的第三方机构，比如业务逻辑上高度集中的交易所(平台)。
当然，现代货币理论(MMT)的一些理论元素也可以在货币与支付的历史中找到，即货币的价值来源于其抵押品的价值，抵押品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粘土币作为记账单位的价值显然来自于其发行者在支付时接受和收回记账单位的承诺(Tymoigne，2006)。对于牛或硬币来说，价值归因于牛的使用价值或(贵重)金属的价值，如用于装饰目的的金或银的使用价值。 因此，某种材料的铸币就成了支持核算单位的手段，其价值由发行者决定。然而，硬币的面值总是高于用来制造硬币的金属的市场价格(凯恩斯，1914；Wray，2004)，否则，硬币持有者就会有动机将手中的硬币熔化，然后将金属作为商品出售。随着纸币的出现，其抵押品的价值变化与发行者所能行使的权力或影响力成正比。比如13世纪的蒙古帝国，忽必烈汗成为第一个发行纸币的人(以法币本位制)。这一历史事件反映了他的最高权威。他的臣民接受了纸币，如果他们拒绝使用，忽必烈有权处决他们。
恰恰相反，在1390年代，当时政治上处于弱势的伊利汗统治者盖克哈图直接照搬元朝设计的蓝图，采取了因地制宜加入穆斯林宗教信仰的方式将纸币流通的概念输入波斯地区，因为他没有规定任何不使用纸币作为交易结算手段的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以至于该地区的商业活动一落千丈，陷入停滞(Mor当然历史也表明，放弃死刑，采用相对温和的方法迫使公众接受法币是可行的。 例如，政府可能决定发行一种特殊的记账单位作为“法定货币”，这意味着债权人必须接受债务人的法定货币来清偿债务。一般来说，在国家形成之前的统治当局(如军队和宗教当局)或后来的主权政府，通过税收或其他债务手段，如各种罚款，包括赎罪款，在经济活动中创造了相对于统治当局的债务人，债权人愿意接受债务人使用其发行的货币工具来支付所创造的债务。因此，货币价值的最终来源是其作为货币工具的可接受性，可以返还给发行者。比如1948年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一文不值。对政府来说，法币的价值来自税收和财政。(英尼斯，1913年).
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
通常，如果一个政府被彻底推翻，它发行的货币就会失去价值。虽然欧洲有中世纪的“剪贴”和中国传统的“铜铅”比例调整，或者现代社会法币过量发行造成通货膨胀，使货币贬值，但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使用了几千年之后，历史记录告诉我们，经济实体之间的一切支付活动都没有超出简单的双边关系：一方生产某种商品，另一方用现金购买该商品。因此，上述交易过程需要银行和银行支付的出现，以更复杂的方式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二、银行支付的出现
现代银行业是从许多不同的起点发展起来的。10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地区发展了银行业务。在中世纪的中东，银行家不仅从事货币兑换和贷款，还使用多种固定的支付方式开展支付业务。支票从拜占庭传入该地区，其他支付工具，如suftadja(一种受信贷授权委托的异地延期结算的支付工具)，不仅有效地用于该地区不同城市之间的日常零售业务，还用于政府和大型(批发)支付业务(Ashtor，1972)。与中东相反，西方基督徒聚集的许多地区都在流通不同来源的硬币。例如，在13世纪的威尼斯，货币兑换商扩大了他们在金属硬币估价和检验中的专业角色，并根据他们的存款提供支付服务和其他银行服务(Kohn，1999；穆勒，1997年). 14世纪，佛罗伦萨的两个银行家族(佩鲁齐家族和巴尔迪家族)建立了横跨欧洲的银行网络，实现了银行内部的远程支付。然而，1348年，由于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失败，其他银行家族取而代之。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美第奇家族在欧洲各个重要的金融中心拥有类似的广泛的分行和代理银行网络。100年后，奥格斯堡家族和弗格斯家族以及德国南部的其他银行家族向一些欧洲权贵，尤其是西班牙统治者提供贷款(Kindleberger，1993)。在其他地区，如17世纪中期的伦敦，银行业的雏形已经在戈德史密斯工业中出现，类似的银行业务也是从提供保管、便利设施等特殊服务发展起来的。
1641年西班牙金币
无论西方国家的银行起源于货币兑换商还是金匠的店铺，商人都可以把金币存放在那里，并获得收据。然后，商人可以通过货币兑换商或金匠的账簿，或者通过转让他们出具的收据进行交易。事实上，加密货币从业者之间关于账户范式和所谓代币范式的讨论，在欧洲银行业发展史上也是有迹可循的。通过中介的账本或者具有代币功能的收据进行支付，比如银行票据的转账。这两种范式的差异和竞争影响着现代银行的演进路径。在欧洲大陆，基于账簿甚至活期账户的跨行转账支付逐渐成为主流支付方式，而基于代币功能的银行票据支付已经被历史淘汰。然而，至少直到19世纪，在英国或美国等非欧洲地区发行银行券仍然很普遍。而以发行银行券为主的国家的银行支付系统也会使用基于账户的支付转账，反之亦然。可见，账户范式和令牌范式在历史上并不是不相容的，也不是并行发展的。不同的支付方式也反映了解决其固有缺陷所需的不同成本。基于账户范式的支付系统需要验证账户持有人的身份，并持续记录账户持有人的商业信誉。这个系统很容易被盗用身份，而且保存记录的成本很高。相比之下，代币范式的银行券制度需要检查流通中的代币所对应的抵押品价值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或者信用程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早些年的高识别和连续记录成本大大降低，基于账户范式的优势更加明显，更容易满足政府对财务诚信的高要求(Kahn and Roberds，2009)。
银行间清算和结算也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14世纪初以后，威尼斯人的记录似乎表明，在同一家银行开户的收款人可以通过簿记转账的方式相互进行支付。然而，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银行也使用簿记转账2022尚力财经小编进行银行间交易(Mueller，1997)。事实上，这些银行中有一小部分与为其服务的商人一样，相互开立代理账户，从而为银行间债权债务的净额结算提供了一些可能的手段。然而，这些银行在开发和形成标准化的银行间清算系统安排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顺着这条线索，结算制度安排可能类似于中世纪的交易会，比如香槟交易会。大多数支付发生在银行，卖方和买方最初账户中的一系列贷方或借方被随后相反方向的购买和销售抵消。在交易会结束时，剩余(净)金额用硬币结算(Kohn，1999)。到14世纪中叶，随着大量地方银行的倒闭和公平贸易的衰落，威尼斯人开始呼吁建立一个公共银行，它有能力完成支付过程，可以避免银行票据固有的信用风险。 这种银行的发展酝酿了两个多世纪，直到1587年里亚托银行成立才初具规模。然而，在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地区，城市银行(Taula de la Ciutat)早在15世纪初就已建立，包括巴塞罗那(1401年)、热那亚(1407年)和巴伦西亚(1408年)。Taula使银行能够将部分存款用作准备金，并用这些准备金来支付银行间的支付。
从结算、支付方面换银行券相对于交换硬币而言降低了交易成本。根据通行规则，商业银行对于互相接受银行票据具有更为直接的私人动机。因为这可以使任何一个银行的票据具有更广泛的可接受性，而且，商业银行能够增加发行各自的无息负债，反过来又增加了生息资产，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业务(Selgin and White,1987)。同时，任何一家银行超额发行银行券的动机会受到对手方银行要求其保证赎回票据的权利的约束。如果一家银行过量发行自己的银行券，那么其可能无法招架其它银行要求赎回其所发行银行券的压力，导致发行银行流动性不足，进而威胁到发行银行继续经营的能力。实际上，提升清算与结算效率是降低银行为客户提供的相互间债权债务承兑服务的成本的一种重要方式。债权债务承兑服务也具有信用风险，例如，某家银行在清偿其持有债权之前因无清偿能力而破产。同时，债权债务的清偿本身也是有成本的。清偿债权债务的成本主要来源于三个环节，一是清算，例如，计算银行间应收应付的资金额，确认处于借方头寸的银行结算资产是否可用和充足(类似现在的净借记限额的管理)。二是保有一定的作为结算资产的准备金以履行应付债务，这是机会成本。三是结算，运输具有实物形式的结算资产的成本。
纵观支付清算发展历史，清偿债权债务的成本在技术进步与制度改进中逐步降低。17世纪60年代后，伦敦的金匠们在硬币存款的基础上，开展了发行银行券的银行业务，进而通过向借款人发行银行券创造货币与货币工具。银行间的银行券每隔几日进行双边清算(bilateral clearing)，清算的方式是用硬币结算相互间的(净)差额，由此降低了相较于全额结算(gross settlement)持有过多准备金产生的机会成本。结算的频度取决于发行者的商业信誉，银行家的信誉越高，其它银行家愿意持有该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时间就越长，由此降低了结算资产的运输成本(Quinn, 1997)。可见，银行信用风险的隐性成本转换为保有和运输结算资产的显性成本，这是支付系统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
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农业和工业的进步，经济活动逐渐增多，需要进行数量更多的、距离更远的支付，同时，银行间债务的数量和价值都随之增加。相应的银行间清算和结算制度安排也越来越规范化。例如，1771年，常规的银行券交换出现在爱丁堡，每周进行两次银行券交换。从1775年开始，伦敦银行家清算所(Bankers’Clearing House in London)每天都进行结算业务。当这些清算所建立起来后，双边清算发展为多边清算(multilateral clearing)成为必然。多边清算的创新进一步降低了银行履行其净额债务时所需的结算资产数量以及成本，这是又一个重大的飞跃，为形成现代支付系统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1770年前，伦敦的银行家们已经不再使用硬币进行结算，而采用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发行的银行券进行结算。之所以选择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而不是伦敦其它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作为结算资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该银行所享有的某些特殊的政策优势，特别是其银行家来自于政府委派，是唯一合法的股份制银行。比如在整个18世纪，英国法律限制设立银行的合伙人不能超过六人，这意味这些银行发展业务的资金受到限制。相反，英格兰银行对这个限制享有独家豁免权，从而使得它发行了大量流通的纸币。1797年，也许更早时期，该银行的债务就具有很高的可靠度(Selgin和White，2002)。为了进一步提高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的信誉，其曾经发行过一种七天时效的支票，该支票类似于银行券，但是不能见票即付。因此，这种支票被盗窃的可能性就比较小。通过银行账户结算跨行债务可以完全消除纸币形式的银行券易于被盗窃的缺陷。用现在最时髦的词汇，这似乎是最早期的“智能合约”了。
英格兰银行旧址内景
三、中央银行的出现
在1860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历史巨变之前，英格兰银行和其它国家的类似银行正在演变为它们各自国家的“中央银行”，但是，这并不表明有某个清算所或者银行应该处于一个国家支付系统的中心位置是必然的趋势。比如在加拿大，二十世纪初根据相关法令成立了互惠性质的银行家协会(Bankers Association)，正式用文字形式规范了此前十年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清算制度安排的组织架构。然而，随着技术约束的不断减弱，尤其是在加拿大的支付系统里，不同区域之间电报通信的开通，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推动支付系统趋向于集中化。
直到1927年，加拿大各银行的债务结算(依然以政府发行的自治领地纸币作为结算资产)才被集中于皇家信托公司(Royal Trust Corporation)。而皇家信托公司与成立于1935年并接管其结算职能的加拿大银行(Bank of Canada)完全无关。相类似地，在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成立了一家共同清算所体系，在金融不稳定时期，其成员甚至发行过联合债务凭证用以结算债权债务。而成立于1913年的美联储，代表着美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起点。
威尔逊签署1913年《联邦储备法案》
私人部门能够坚定的履职这种“终极追求”吗?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比如，英格兰银行在18世纪末成为了最终结算资产的供给者。这里简单介绍“最终结算”(final settlement)这个异常重要但被很多人忽视的名词。“最终结算”是指当银行开始建立相互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时，他们需要在某一个时点能够清偿或“结算”这些债权，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最终结算”。“最终结算”通过转移银行普遍接受的资产完成，这些资产被称为最终结算资产。最终结算资产在历史上可以是硬币、银行券、某种资产组合以及法定货币。在1946年以前，英格兰银行一直是一个由私人股东构成、为私营公司和政府提供银行服务的私人性质的银行。在19世纪多次发生的金融危机期间，英格兰银行多次被政府和公众要求去支持其他即将倒闭的银行，但是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尖锐冲突使英格兰银行无法完全行使现代中央银行所具备的公共职能。这种冲突在私人机构逐渐发展并行使结算职能的某些其他国家也可以观察到。
又比如，对比纽约和芝加哥在1907年“银行家恐慌”危机期间的不同结果，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两者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当地清算所的反应来解释：纽约清算所的会员大部分只限于全国性银行和州立银行。信托公司被认为是银行在当地的强劲竞争对手，因而基本上都被纽约清算所拒绝。而在芝加哥，信托公司和全国性的银行一样都是芝加哥清算中心的直接会员。此次风险的策源地是纽约的信托公司，两地的清算所(中心)都随时准备提供紧急贷款援助，但在纽约，信托公司的竞争威胁所导致的私人利益冲突，成为纽约清算所做紧急贷款决定时需要额外考虑的因素，即纽约清算倾向于援助银行这样的直接会员，这使得纽约清算所被动应付，以致纽约清算所的各种反危机措施最终失效，而芝加哥清算中心对信托公司一视同仁，及时掌握了信托机构的资产状况，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控制了危机蔓延。可见，私人利益冲突产生了两地银行业不同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结果(Moen 和Tallman，2000)。
因此，只有让中央银行成为公共部门，才能最终克服这些冲突，解决历史上一再发生的积弊。例如，英格兰银行在1946年被国有化。20世纪，在其它没有出现中央银行雏形(无论是出于清算职责的考虑还是其它原因)的国家，政府从零开始组建公共的中央银行成为普遍趋势。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某种程度上也是对1907年的金融危机的反应结果。
在中央银行成为公共部门的历史进程中，本着控制资产负债状况并承担中央银行职责的私人银行，本身也有动机希望能够减少金融系统遭受的系统性威胁，特别是来自支付结算系统本身的风险威胁，因而把结算机构的职能融入中央银行的职能带来了诸多好处：在正常情况下，银行需要通过某个机构来清偿彼此之间的债务;在紧急情况下，银行期望从同一机构获得最终结算资产以补充救命的流动性。时至今日，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对确保支付结算基础设施运营的高效率、系统弹性和稳定性极其关注。并且，中央银行在化解结算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支付结算基础设施的系统性风险的出现会损害现代金融市场的活力，进而干扰资金从储蓄者向投资者的顺畅转移，破坏现代货币经济的正常运行。在市场动荡时期，尤其更甚，比如在2007年末和2008年间的金融危机期间，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持续信任至关重要，它保证了主要证券市场的交易能够持续进行。由此可见文章借用格林斯潘论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中央银行对支付结算系统的监督管理，乃至直接运营使得货币体系不仅出现了我们熟悉的M0/M1/M2/M3等根据货币形态的分层，还出现了基于支付结算视角的更为本质性的货币层次划分，即央行结算货币(outside money)与银行结算货币(inside money)。图1很好的表达了这两种结算货币之间的差异与关系。在中央银行与银行1、2之间的实线连接代表中央银行是该银行的最终结算资产的直接提供者(直接参与者)，而虚线连接代表中央银行只履行对银行N间接提供最终结算资产，而与银行N实线连接的银行2负有直接义务(间接参与者)。在各家银行与实体经济部门(家庭部门、企业部门)之间的实线连接代表银行结算货币，形成各种形态的银行存款。实体经济部门之所以相信并愿意持有银行结算货币，是因为相信其存款可以被自由兑换成央行结算货币(通常是现金)。如果银行耗尽了自有资金或者是登记在中央银行以获取准备金的质押品，它就丧失了从中央银行购买央行结算货币的能力，其存款兑换为央行结算货币的承诺也将变得一文不值，人们就会一窝蜂地将它们的存款兑换为现金，进而可能引发银行挤兑。在必要时，中央银行就此履行“终极追求”，通过最后贷款人职能向即将倒闭的银行提供最终结算资产，维持支付系统运行的连续性，保护金融稳定。由此可见，不论是在历史过程中涉足过支付结算功能，从而演变为后来的中央银行，还是由政府设立并依靠法令履行其职责的中央银行，他们作为最终结算资产的提供者，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特定的核心目标任务---对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终极追求。
央行结算货币与银行结算货币
四、脸书Libra的“返祖”特征
正如英格兰银行在一份报告里指出的，人们熟知的货币三大职能---价值尺度、交换媒介与储藏手段是层层递进的关系(Ali et al.，2014b)。的确，从以上的货币与支付发展简史看，一旦标准化后的记账单位促进了价值尺度功能的形成，而交换媒介与价值储藏这两大功能似乎是在记账单位标准化之后交错出现，并不是国人在通识教科书里看到的那种线性化的货币发展史。同时，历史证据表明货币三大职能并不是同时涌现出来的，期间经历了分离-合并-分离的过程，但一个基本的历史逻辑是，货币与支付的历史演进终究是为了更好的便利与促进跨越区域与时间的贸易，减少交易的成本与摩擦。那么，不妨将具象的脸书Libra进行抽象的拆解，分别将被拆解的特征元素们放到货币与支付发展史的时间轴上对标各自的“祖先”。(一)脸书Libra的“香槟集市”特征
“香槟集市”并不是和香槟酒上述文章内容就是的交易市场，而是中世纪欧洲大陆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贸易市场，位于现在法国巴黎附近。如前文所述，香槟集市采纳的市场内净额清算与硬币或者交易代币结算是支付清算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极大的促进了中世纪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尽管脸书Libra并没有明确说明在Libra协会以及成员机构中是否使用Libra进行内部资金结算，比如加入其间的Mastercard这样的银行卡组织以及Paypal这样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是否为其他成员机构，比如Uber、lyft、Vodafone等企业提供以Libra为记账单位的跨机构的支付结算(姑且不论使用Libra入账是否符合会计准则)，但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毫无疑问，这样的Libra具有“香槟集市”中的“硬币”结算的功能，但这只能用于“集市”内部，或者说是因为受制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使得来自外部的结算资产难以被集市成员们准确辨识，并且难以确认外部结算资产的信用程度，“香槟集市”故而采用内部结算方式。当然，即使脸书Libra协会鼓励成员机构采用Libra作为交易代币进行内部结算，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笔者早在2007年就研究了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Bartercard International公司的业务模式，并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建模，考察了这种采用交易代币(bartercard)进行以货易货的贸易活动对成员机构和非成员机构的福利(利润)影响：如果交易代币与法定货币是完全替代的，那么交易币的存在并不会影响成员机构的定价水平，并且当交易币的供给是受“集市”或者“协会”的控制，那么只要成员机构在这个“集市”中进行越多的贸易，获得越多的交易币收入，就能获得越高的利润与效用满足，因而这种采纳交易币的内部结算方式是激励相容的。但是，对于非成员机构而言，成员机构的福利改善是以牺牲非成员机构的利润与效用水平为代价的，因而这种贸易机制对于社会而言不是Pareto最优的。进一步，由于成员机构与非成员机构都有一定水平的垄断定价能力，那么成员机构的边际替代率(MRS)与非成员机构的比值不等于成员机构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与非成员机构的比值，因而，从局部均衡看，这样的交易代币内部结算方案不是最优的。更具有政策含义的是，成员机构的垄断力量越大，“集市”的规模，或者说成员机构的数量就应该越小，这样才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与效用水平。这即从理论上证明了脸书Libra协会的成员机构数量控制在100个左右在客观上能够维持甚至扩大Facebook以及各营利的成员机构的垄断力量，因而这在事实上会恶化消费者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二)1:1的储备发行方式
尽管历史上还没有哪个货币发行者如此“善良”的足值发行货币，无论是贵金属硬币，还是银行券，亦或是纸币，都不可能是足值的，但如前述，脸书Libra协会为了最大程度的在协会成员内部维持Libra交易代币对法定货币的完全替代，那么必须足值发行，也就是采纳1:1的储备发行方式，这在客观上促进了Libra成为标准化的记账单位，并且为成为稳定的协会内外的交换媒介，乃至价值储藏打了必要的基础，但正如Keynes(1914)等人指出的，硬币的面值总是高于制造硬币的金属的市场价格，否则硬币的持有者就会有动机将手中的硬币熔化铸成金属商品并出售。因此，对Libra也好，还是对其他的已经出现的或即将发行的所谓稳定代币也好，只要它们背后的抵押品价值(或者储备金)不低于代币的价格，并且可通过代币自由赎回，那么市场有足够动机将其“熔化”掉，Libra就只能成为持有者用于交换储备货币(特别是美元)的换汇媒介，难以成为货币交换媒介进入市场流通。另一方面，这又会引起连锁反应，至少会导致代币发行量的“不足”，也即当代币发行量小于一个阈值时(以市场占有率的增函数)，成员机构将不会接受Libra这样的代币充作内部结算资产。因而1:1的储备发行方式对于脸书Libra协会成为一个难解的悖论。
(三)私人利益冲突，与谁是最后贷款人?
不得不承认，货币与支付发展史给予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只要Libra能够成为协会内外的标准化的记账单位，通过协会成员越来越多的积累Libra余额，就会有机会成为Libra的净储蓄者，而那些Libra头寸不足的一方(无论出于合法或者非法目的)就会成为Libra的净借贷者，进而形成一个Libra的借贷市场，此时无论传统金融机构是否参与(很大可能会参与)其间，总会有一个第三方组织从事标准化和规模化的Libra存款、借贷服务，进而踏着历史的节奏繁衍出一个以Libra为标的资产的金融市场，甚至出现基于Libra的衍生品市场。因而，谁也不能保证或者说脸书Libra协会难以保证不会出现基于Libra的货币创造机构与流程，而这种金融活动会直接影响到协会成员之外的企业和个人，也会影响到政府与公共部门。一个突出的影响就是谁来为Libra支付系统提供最终结算资产?这无疑回到了中央银行成为公共部门之前的那段漫长与混乱的金融发展史。
当然，即使脸书Libra协会可以在必要时候提供最终购买人(the last buyer)，但这并不是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前者只是按照平抑基金的方式高卖低买的稳定Libra对储备货币的价格，而后者是中央银行作为公共部门担负起对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终极责任。不仅如此，更令人遗憾的是，即使脸书Libra有十足意愿向Libra支付系统注入充分的最终结算资产，而1:1储备发行方式将严重制约协会的履职能力，最终使得脸书Libra体系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那样的光景，最终还得依靠国家力量向Libra储备体系注入资金或者资产，这样空前庞大的道德风险无疑是脸书Libra协会对世界人民的勒索!
脸书Libra协会不仅有着传统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更会出现“大而不能救”(too big to bail out)的极端困境。
综上，纵览货币与支付发展史，还有很多尚未解开的问题与谜团，但脸书Libra的设计者与拥趸者显然需要补一补这方面的课程，方知如何在货币巨兽前表现谦恭、从容，尽最大可能减少因自己的贪婪、无知而带来的货币的祸害。
货币理论就像一座日式花园，整体之美在于其多样性：看似简单的表象下，隐藏着纷繁复杂的现实;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其实暗潮汹涌。只有从各种角度来观察和审视，只有从容且深入地进行研究，才能充分领略和欣赏其中之美。——米尔顿· 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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