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配合使用？（简答题）
答：在我国，财政与银行信贷是国家从宏观上集中分配资金的两条不同渠道，两者虽然都能对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进行调节，但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的作用又是不同的，而且这种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两者的不同作用。
(1)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财政是国家集中一部分GDP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因而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财政居于主导地位。财政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对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再分配。因此，财政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向上影响社会需求的形成。当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确定，即财政收支的规模大体确定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也就大体确定了。比如，国家对个人征税，也就相应减少了个人的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对企业征税或国家对企业拨款，也就减少或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需求。银行是国家再分配货币资金的主要渠道，这种对货币资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并不直接参加GDP的分配，而只是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再分配基础上的一种再分配。信贷资金是以有偿方式集中和使用的，主要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进行余缺的调剂。这就决定了信贷主要是通过信贷规模的伸缩影响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至于信贷收入(资金来源)虽然对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一定要通过信贷支出才能产生。比如，当社会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过旺时，银行采取各种措施多吸收企业、单位和个人的存款，这看起来是有利于紧缩需求的，但如果贷款的规模不做相应的压缩，就不可能起到紧缩需求的效果。
(2)两者的作用方向不同。从消费需求的形成看，包括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两个方面。社会消费需求基本上是通过财政支出形成的，因而财政在社会消费需求形成中起决定作用。只要在财政支出中对社会消费性支出做适当的压缩，减少公共部门的购买力，社会消费需求的紧缩就可以立即见效，而银行信贷在这方面则显得无能为力。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则受到财政、信贷两方面的影响。在个人所得税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财政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是有直接影响的；而银行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现金投放的控制，间接地影响个人的消费需求。至于说银行对个人消费需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也主要是体现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上。但居民储蓄存款毕竟可以随时提取，因而这种影响的力度就不像财政那样大。再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再生产过程供应资金，但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根据财政、银行在运用资金上无偿与有偿的不同特点，固定资产投资理应由财政供应资金，而流动资金投资一般由银行供应资金。虽然随着银行信贷资金来源的不断扩大，银行也发放一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但银行资金运用的重点仍是保证流动资金的供应和短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从这里也可看出，财政在形成投资需求方面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而银行的作用则主要在于调整总量和产品结构。
(3)两者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同。在经济生活中，有时会出现需求不足、供给过剩，有时又会出现需求过旺、供给短缺。这种需求与供给失衡的原因很复杂，但从宏观经济看，主要是由财政与信贷分配引起的，而财政与信贷在膨胀和紧缩需求方面的作用又有区别。财政赤字可以扩张需求，财政盈余可以紧缩需求，但财政本身并不具有直接创造需求（即“创造”货币）的能力，惟一能创造需求、创造货币的是中央银行。因此，财政的扩张和紧缩效应一定要通过货币政策机制的传导才能发生。比如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时，如果银行相应压缩或扩大信贷规模，完全可以抵消财政的扩张或紧缩效应；只有财政发生赤字或盈余，银行相应地扩大或收缩货币供给量，财政的扩张或紧缩效应才能真正发生。问题不仅如此，银行自身还可以直接通过信贷规模的扩张和收缩来起到扩张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是扩张或紧缩需求的“总闸门”。
正是由于财政与银行在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配合运用。如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会产生碰撞与摩擦，彼此抵消力量，从而减弱宏观调控的效应和力度，也难以实现预期的调控目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不同政策组合。
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运用也就是膨胀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类型政策的不同组合。现在我们从松紧搭配出发来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同组合效应。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所谓“双松”政策。松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来增加社会的总需求；松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扩大货币供给规模。显然，“双松”政策的结果，必然使社会的总需求扩大。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和扩大就业，但却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
(2)紧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即所谓“双紧”政策。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税收、削减政府支出规模来限制消费与投资，抑制社会的总需求；紧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来压缩货币供给量。这种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地遏止需求膨胀与通货膨胀，但可能会带来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的后果。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紧的财政政策可以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旺和通货膨胀；松的货币政策在于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就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但货币政策过松，也难以制止通货膨胀。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松的财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对克服经济萧条较为有效；紧的货币政策可以避免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因此，这种政策组合的效应是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通货膨胀。但长期运用这种政策组合，会积累起巨额的财政赤字。
从以上几种政策组合可以看到，所谓松与紧，实际上是财政与信贷在资金供应上的松与紧，也就是银根的松与紧。凡是使银根松动的措施，如减税、增加财政支出、降低准备金率与利息率、扩大信贷规模等，都属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紧银根的措施，如增税、减少财政支出、提高准备金率与利息率、压缩信贷规模等，都属于“紧”的政策措施。至于采取哪一种松紧搭配政策，则取决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其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一般来说，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总供给，就应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扩大社会的总需求；而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大于总供给，就应采取紧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结合实际谈谈我国目前正实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体含义和政策背景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1、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2、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编辑本段]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5.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过程，拉动经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但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行业。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仅以央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应改变“一刀切”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哪个比较猛烈一些!
财政比较猛烈，因为是把钱直接扔到了想扔的地方。比如政府想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就直接把补贴放到农民手里了。一拿到钱，购买力马上就上来了，然后GDP,CPI就跟着上来，效果非常猛烈。
如果不是转移支付而是政府购买，比如基础设施建设什么的，对GDP的刺激就更明显——政府支出本身就直接提高了GDP。
货币政策就间接、温和、皮里阳秋得多了。货币量的调整（利率的调整）短期的效果肉眼根本看不到。政策外部时滞要好几个月，异常缓慢。
这点差别从两种政策的性质上也可以看出来：财政政策相当于直接运用现有GDP进行收入再分配，而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调整利率来调整各种经济活动的成本，从而影响经济决策，进而来影响GDP（收入）。所以，显然前者要更猛烈一些。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
狭义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合。
广义货币政策：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包括金融体制改革，也就是规则的改变等）
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后者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他们往往影响金融体制中的外生变量，改变游戏规则，如硬性限制信贷规模，信贷方向，开放和开发金融市场。前者则是中央银行在稳定的体制中利用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达到改变利率和货币供给量的目标。
目前中国实行的是: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摘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二者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必须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协调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国家对社会资金供求的调节应尽可能避免行政干预，而应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加以引导，当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时，财政政策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带动作用。同时，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不仅是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且也可以为中央银行发展债券市场开展货币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必要条件，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二者既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必须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协调而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一、财政向银行发放国债规模的大小是调整货币供应的重要渠道
在当今社会，一国货币总量指的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社会货币购买力总额，主要包括现金（或现钞）和银行存款（“存款货币”），其中，银行存款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现金所占比重则很小。因此，所谓货币投放，绝不仅指现钞的投放，而更多的是指存款货币的投放。目前一国货币投放的渠道主要有：1、中央银行购入发钞储备黄金（或其它储备物资）；2、央行购买储备外汇；3、央行购买国债或给予政府（财政）透支；4、央行向各类贷款银行发放贷款，或者买入贷款银行持有的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券等，并通过贷款银行向社会发放贷款；5、贷款银行吸收存款后，除交存央行一定比例的存款保证金或保持一定的备付金存款外，向社会发放贷款，并形成贷款投放的乘数效应；6、央行外的各类银行购买国债、企业债券以及外汇等。另外，从整个国家货币购买力总额看，境外资金流入和本国货币流出境内也会影响社会货币总量（这要进行净流入或净流出量的具体分析）。
我国目前货币投放最具有调节余地的渠道，一是银行贷款，这也是货币投放最主要的一条渠道；二是各类银行购买国债并通过财政开支向社会投放货币。其它渠道投放货币的伸缩余地都是有限的。这里，财政增加向银行发放国债，就意味着银行增加货币投放（因而也会形成财政投放的乘数效应）；财政兑付向银行发放的国债，就意味着银行减少货币投放（增加货币回笼）。也就是说，财政收支不仅也体现为社会货币的收付，体现为社会货币的再分配，而且财政向银行发放国债规模的大小就是调整货币供应总量的重要渠道。这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紧密相关的重要表现。
二、运用两种渠道，有效调节货币供应总量特别是“流通货币量”
一般来讲，社会货币总量就是以货币表示的社会购买力总额，即社会总需求，但从某一时间段看，社会货币总额中总会有一部分脱离社会生产流通领域而沉淀下来，并不形成当期实际的购买力。因此，社会货币总量又可以划分为“流通货币量”和“沉淀货币量”两部分。真正影响一定时期社会有效需求的，不完全是社会货币总量，而主要是流通货币量。当然，流通货币量的变动与货币总量的变动是有密切关系的。
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社会货币总量，特别是流通货币量的调节作用看，二者又有明显的差别，是不能相互代替的。
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对象----银行贷款投放货币的情况看，贷款投放形成的资金属于债务资金，一般有规定的贷款期限，到期要还本付息，贷款利息就是贷款资金的价格或成本。因此，贷款投放更像是资金的买卖行为，能否投放出去，以及实际投放多少，取决于买卖双方的意愿和银行信贷资金的规模，而并非是无条件的。其中，银行可以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和贷款条件来增加贷款需求，但降低利率对贷款需求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一个缺乏充分成本效益意识和约束的社会更是如此；而不计成本、不顾风险地滥放贷款也是不符合银行经营原则和监管要求的，是要严格控制的。银行贷款的增长从根本上讲，决定于借款人对未来收入或投资回报的预期和信心。在面临贷款有效需求不足，存在通货紧缩压力的情况下，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货币需求的作用往往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社会贷款需求旺盛，流通货币量增大，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银行作为货币供应者，在控制货币投放方面的作用却会远远大于其在扩大货币投放方面的作用。另外，银行通过提高或降低存款利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存款意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沉淀货币量和流通货币量的比例，但社会存款意向同样受多种因素影响，特别是还受到未来收支预期变动的影响，单纯的利率调整对存款的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
从财政政策对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的影响来看，在社会存款意愿强烈，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发行国债吸收一部分社会沉淀货币（包括银行沉淀资金），并通过财政开支投放出去，可以直接而有效地调节当期沉淀货币量与流通货币量的比例，并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带动民间投资，改善社会收支预期，增强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而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但发行国债是国家对社会的负债，是要归还的，因此，必须保证国债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并要避免因增加财政投资而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国债发放的总量必须控制在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避免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同时，还必须看到，财政投资是一种权益性投资，它代表着对被投资企业或项目的所有权，因而享有对被投资企业和项目的管理、分红和处置的权力，但却没有要求其归还投资的权力。这就意味着财政扩大投资后，一旦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需要控制货币投放时，要收回投资是相当困难的，对一些投资期限较长的项目，如果匆忙停止后续投资，还可能造成重大损失。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仅在不同情况下对调节货币总量，特别是流通货币量的影响不同，而且银行贷款与财政投资的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二者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区别，充分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而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我国曾实行过“拨改贷”，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拨款（投资）改为统一由银行贷款解决，这尽管为解决一定时期的特殊问题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却带来了新的影响深远的问题：企业资本金严重缺乏，财务负担沉重；将由财政解决的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解决，使银行失去了贷款控制的标准和自主性，银行成为财政和计委的出纳；银行贷款代替拨款，使企业获得贷款不还的理由（投资是不存在归还问题的），因而造成对国有银行严重的贷款不还的企业诚信问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吸取教训的。
应该强调，财政政策是国家意图的体现，尽管政策制定的内部时滞可能比较长，但一经确定，其实施带有强制性，外部时滞却非常短。而货币政策则主要依靠调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票据再贴现利率和再贷款利率等，间接地调整民间存贷款意向和银行贷款意向等，经过多道环节的传导才能产生效果，因此，其外部时滞是比较长的。为推动市场机制不断健全，国家对社会资金供求的调节应尽可能避免行政干预，而应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加以引导，在这种情况下，当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时，财政政策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带动作用。同时，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不仅是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且也可以为中央银行发展债券市场开展货币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必要条件，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可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必须密切配合、互相支持，而不能相互代替、互相推脱。
三、对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调控的把握标准
货币总量或社会总需求的调节是非常复杂的事情，要准确把握调节的方向和尺度是很难的，但又是必须加以明确的关键问题。
我们知道，调节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的目的主要是保持国民经济适度稳定增长，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从而保证最大程度的劳动就业、社会稳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等。据此我们可以肯定，货币总量和流通货币量增长率的确定主要取决于国民经济（一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的增长目标和居民消费物价总指数的变动目标。保持多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或浮动范围，消费物价总指数的波动控制在多大的范围之内，需要作为重要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予以研究并报全国人大核定。这两大指标确定后，即可据以确定货币供应量的控制目标。
由于货币投放或回笼对GDP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所以货币量目标增长率还受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相关函数（简称“关系函数”）的影响。这一关系函数的准确确定，对准确把握货币供应量控制目标至关重要。为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避免货币流通量的大起大落，“关系函数”可按照前三年（或适当时段）货币总量（近似地以M2表示）和流通货币量（近似地以M1表示）的增长率与同期GDP增长率比值的平均数来分别确定M2和M1的关系函数。在此基础上，再将目标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重大事项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作为“调整项”考虑进去，即可确定M2和M1的目标增长率。计算公式为：M2目标增长率＝GDP目标增长率×M2关系函数±物价目标变动率±调整项M1目标增长率＝GDP目标增长率×M1关系函数±物价目标变动率±调整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果M2和M1实际增长率与目标增长率发生较大偏差（如相差3个百分点以上），GDP或物价总指数的实际变动率与目标发生较大偏离（如低于最低目标值或高于最高目标值0.5个百分点以上），就应该适当进行反向调整。这样，货币增长的调节方向和目标就比较明确了。
确定了货币增长的调节方向和目标后，就要相应调整和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保货币增长调控目标的实现。
总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既有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二者应有的积极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特点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方式灵活多样，其也是各有特点。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特点的相关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特点
财政政策特点
在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主要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对任何经济社会而言，保持充分就业状态的宏观经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情，政府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由于这一经济理论的政治影响，目前大多数国家政府实际上都在以各种不同形式推行着审慎的财政政策，并加以其它经济政策的配合。所以，在各国政府的财政活动过程里可以找到许多共同之处，被看作是现代政府财政政策的一般特点：
一 以稳定经济为基本目标的财政政策
现代经济生活中，虽然政府的财政活动有助于各种目标的实现，但政府的能力、财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广泛干预经济生活是要付出越来越大的经济成本的。所以，多目标的财政政策在特定时期里实际上只能以实现有限重要目标为主。就战后大多数国家政府的财政活动实践来看，现代财政政策多以稳定宏观经济为基本目标--经常性地保持国民经济处于低且稳定的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状态。充分就业是指这样的一种经济状态，在现行劳动市场确定的工资水平下，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够找到工作岗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作为政府经济目标的充分就业则是指维持经济社会的失业率不超过社会可能接受的水平。例如，60年代美国政府把不超过4%失业率的国内就业状况就看作为达到了充分就业目标，后来这个指标有所提高，80年代上升为5.5%。
一般情况下，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不足、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经济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审慎地交替使用扩张性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对商业周期进行人为的补偿。其可行性已经在理论上得到证明。交替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成为战后大多数国家政府财政政策的共同特点，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有效干预这一客观事实相一致。尽管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财政政策制定往往以单纯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机制作用的深化，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成长、壮大，稳定宏观经济也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政府财政政策的主要目标。各国政府在推行“稳定政策”时所采用的具体措施、干预重点、介入时间可能是不同的，但是这种政策的作用机制却大体相同。
二 以开支调节为主的财政政策
稳定政策的实施，要求政府根据对变化的国民经济形势所做的判断，相应调节税收收入或财政开支以影响经济社会的总需求。然而，为达到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政府是要变动税收，还是变动开支，或是同时变动税收与开支，这往往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有关理论的分析说明：实施以开支调节为主的稳定政策，其政策效果相对要好一些。
理论分析进一步发现，和政府开支变动相比，(除了一次性总付税外)税收变动对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一般会产生两类经济影响，即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收入效应是指税收引起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减少，在其它不变条件下，造成经济社会购买力相应减少;替代效应是指税收引起人们经济行为的改变，即人们为了减少税负担而改变在可供替代的经济行为之间的选择。替代效应通常会改变经济社会原有的相对价格体系，导致人们为了减轻税负担而相应地调整各自的经济决策。这种经济行为的调整普遍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在大多情况下会造成社会经济福利的下降。
基于以上认识，在实施稳定政策时，各国政府通常会尽可能地保持税收政策相对不变以减少稳定政策本身对宏观经济过程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某些国家的实践又表明：在开支调整的同时，适当地对税率进行“微调”可以减少预算盈余(预算赤字)给政府财政活动带来的压力。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从政府财政开支总量的变化、开支结构的变化大体上推断出现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主要影响，包括对国民收入变动方向的影响、对国民收入变动规模的影响、对国民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以及对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因素的特定影响等等。
中国货币政策的10大特点
一、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还是普遍存在“过热冲动”，需要始终强调防范通胀。
二、中国货币政策采取了多目标制。我们说中国货币政策采取了第一保持低通货膨胀，第二是推动经济合理增长，第三是保持较为充分的就业，第四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做法。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前全球比较流行的政策作法就是单一目标，就是只是低通货膨胀。另外在一定程度上是单一目标和单一工具，工具指短期使用政策性利率。也许有人议论多目标不好掌握，多目标跟过去计划经济传统有一定的关系。
三、高度重视金融机构的健康化，强调在线恢复和紧急救助。
四、货币政策的手段上，从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手段逐步转向更加市场化的手段。
五、适应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变化，准确把握汇率改革进程。
六、就是跟刚才汇率相比，阶段性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两个顺差并行时间比较长，会使货币供应量明显加大，市场流动性明显过剩，同时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大家可能在那个阶段都有所体会。
七、率先启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丰富了货币政策的工具箱。
八、配合金融改革进程来把握利率市场化和利差形成。
九、应对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
以上文章内容就是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1政策目标2政策手段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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